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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近《日本为何会走向战争》之《外交篇》“ 不断升级的外交分裂”等(陆续翻 ...

已有 1230 次阅读2015-10-4 19:38

《外交篇

误读世界的日本

“外交败阵”走向孤独《前言》

  2015年是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
  导致冲绳战场、本土空袭、以及原子弹中那些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者人数、发生在激烈战场上的一幕幕惨状、以及对亚洲各地的多场侵略……这些由人类自己制造的惨剧,伴随着记忆的淡薄在渐渐风化,因此如何记住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就变得更加重要。
  另一方面,在对历史认知上存有差异的日中、日韩关系、以及由集体自卫权问题和冲绳美军基地牵扯出来的诸多关系,也都变得日趋紧张。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内心反而有了更多被叩问的机会,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看待那场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以年轻人为中心,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那场太平洋战争,他们把疑问集中在“日本为何会鲁莽地闯入一场战争”这一话题上。这一疑问的形成也许与中韩近年对日本问责声越来越高不无关系,同时也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亚洲国家,因而使得日本在面对亚洲诸国时,就历史问题的认识这一话题有了更多展开讨论的机会。
    “日本为何会走向战争”这一质疑,既是东京审判的主题,也是至今为止众多档案资料馆、研究人员以及记者们一直在挑战的重大课题,或许它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然而,我们NHK特别报道组在进入21世纪初始,便开始着手将目标放在制作一套旨在阻止历史记忆风化脚步的节目上,希望通过这一节目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和我们一起带着这一疑问去思考那场战争。
  为此,我们在太平洋战争开战70周年之际,向全国播放了四集NHK特别报道系列节目《日本人为何会走向战争》。

  对于开战前那段时代序列和时代背景,通过教科书等相关书籍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也了解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有了自大心理“、”军队得势“等大体情况。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分析认为是因为“国家贫瘠”导致的战斗力缺乏,或者是认为当时陆海军各自为政导致的指挥命令系统出现紊乱。对于得出这些结论的道理,我们通过对一些史事的联想也不难理解。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没有答案的,那就是在开战之前,军界领导层分明对即将展开的战争有可能导致失败这一问题有所预感,却为何还是闯入了战争。之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许很大一个理由正如人们所说的,是因为战后日本自身错过了总结那场战争的机会。还有,在看待战争责任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视觉角度,从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一贯的侵略性”到认为“外交手段穷尽后不得已而开战”,观点迥异。除此以外,日本与中韩等亚洲诸国间政治问题上的复杂关系,也让我们想象得出,通过多方意见来还原导致战争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些足够复杂的观点,我们还要考虑如何正确把握当时许多军队和政治领导者在战后发出的一些措辞中的含义,比如“别无其他选择”“被迫陷入……”,这些用词到底又在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在本节目播出,和采访组一起,在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就现代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度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2010年)。
  当询问到是否了解日美开战原因时,回答非常了解的占7%、了解一些的占37%、不太了解的占37.7%、完全不了解的占15.9%,也就是说认为自己不了解的人数达到半数以上。在回答是否知道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并引发太平洋战争的日子,能够回答出十二月八日的人数,停留在了全体被调查人数的28.4%上。这充分说明一个现实——尽管民众了解美国对本州的空袭以及原子弹爆炸,但对于日本引发这场战争的相关记忆正在不断淡薄。美国即便是在今天,还会经常使用“remember the PearlHarbor(记住珍珠港袭击)"这句话,而中国也把发生满洲事变的九月十八日作为纪念日铭刻在记忆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今后日本与世界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差距将越发加大。
  另一方面,包含政治因素在内,中韩两国反日态势不断高涨,这对无法切身感受那场已过战争的日本人来说困惑也随之加大。尤其是那些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学校安排在近现代史上的授课时间据说很少,使得他们很难得到相关知识,这也加重了这一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我们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越是年轻人越是表现出了他们对于那场战争的强烈意识感,他们认为“战后出生的人们也应该对那场战争承担起责任”。
  也就是说,当今的日本人尽管很难获得解开那场战争疑惑的相关知识,但他们却不得不承担起对于那场战争的责任,他们就是在背负着这样一种压力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中的各国保持着接触。
  为此,我们觉得当务之急是要让这个年龄层的人,尽快了解日本走向战争的经过,并切身感受当时日本走过的那段路程。

  我们对这个节目策划案中的问题意识充满信心,在大步推进的同时,有几件事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快了我们前行的步伐。
  第一件事:日本近现代史以及军事领域在对太平洋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排除了采用政治色彩浓郁的思想体系手段,更加注重基于事实的实证考量手段。那些出生于战后年代的日本研究人员,深感与世界各国在认识上存在的差距,带着这一危机感,他们果敢地挑战了令日本人忌讳的话题。另一方面,冷战格局瓦解后,海外档案资料馆纷纷向公众开放各自掌握的史料,引发了海外该项领域的研究进展,也促进了我国研究人员对历史事实的挖掘。
  第二件事: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那场战争中关键人物战后所做的证言被公开了,他们讲述了日本走向战争的某些真实情况。在研究人员以及家属们齐心协力下,我们得到了证人们的原声证言资料,这些资料成为该档节目的重要支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大量曾经被湮没的日记和手记。
  从这些资料中浮现出来的、尤其是那些当事者原声录音向我们讲述的那段历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几乎当时日本所有领导人都没有想过要把战争作为前提来展开那段历史章节,反而是在与美国交战中,败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一边考虑如何避免战争一边却滑向了战争。当然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必须排除那些周所众知为了逃避发动战争责任、减轻罪责而提出的一套所谓“不得已”的说辞。但是,我们确实又从这些史料和证言中感到了一些历史现实问题,以及即便是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们对日本走向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光是强调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结果导致战争,或者光是强调因为当时大国意识的傲慢心理使日本走上一条不归路,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完全解答那段历史的。我们在制作电视、设置节目主题画面时,把记录在时代序列中的事件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展开,以说明引发太平洋战争开战的那段历史。在这一“多米诺骨牌”中存有岔道,历史并不是完全一条线地让日本走向了战争,中途出现了好几个选项,其中包括可能会让日本避开那场战争的选项,但是,尽管如此,日本最终还是走向了战争。对于历史中曾经存在的一系列微妙细节,我们希望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体会和感受。

  还有一点,国外和日本在最新研究结果及史料中提到,那场战争的爆发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形势急转弯这一时代背景存在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明治以来曾经掌管国家大局的元老们陆续谢世,日本开始有了普选和政党政治,也出现了媒体以及社会舆论。世界政坛开始由帝国主义时代走向国际主义时代,尽管在当初,这个形势的转变只是一种表象,但毕竟朝着这个方向开始转舵。中国这个时期正值孙中山故世,东北军阀政治加上共产党势利抬头,人们的民族主义思想被唤醒,抗日成了当时的旗号。世界舆论也发生了细小变化,其中的策略性有所加大。在这一形势下,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列强们开始加强自我保护。
  我们认为一九一九年巴黎和谈会议后,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日本政界与军界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和应对,与世界史上的局势产生了不对称。

  就这样,我们用了两年时间,一边掌握和整理原声带,四处搜集国外最新资料和国内最新研究,与大量研究人员进行探讨,一边推进我们节目的准备工作。最终我们决定尝试在就日本为何会走向战争这一庞大课题的探讨时,
抛开以往按照编年体进行排列的方式,把着眼点放在设问方式上展开,个被设置的大问题上,汇总研究领域的最新见解,从中找出它所带出的社会普遍性。我们设定的题目围绕着“被世界孤立的外交”、“带有导致失控结构的陆军组织”、“激化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舆论”、“无法在开战初始果断下令避免战争的领导层”等四个问题。
  2011年1月NHK特别报道第一集《“外交败阵”,走向孤立 》、第二集《庞大结构,“陆军”的失控》上映,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第三集《“狂热”是如此打造出来的》、第四集《开战,领导层的迷失》也相继上映。同年八月,我们又制作了一部《战中篇——战争扩大化的悲剧,无法了结的战争》。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那场战争进行到中途时,依旧存在开战初时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其作为一档临时节目播出。而此次出版的这套书共分三本,我们把电视中的第一、二集内容收集到《外交——陆军篇》中,第三、四集收集到《媒体与大众——领导者篇》中,临时编制的那部分收集到《无法了结之战争扩大篇》中。
  对于上述策划,我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把已知的见解向公众传播,而是创造一个供受体自身思索的契机。这在本书的编制中也是我们一个独特的着力点。在各集电视片中,我们对节目内容可以说都做了详尽的讲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首先把握住几大命题视阈下对日本进入战争过程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仔细阅读我们对那些处在该领域最前线研究人员的采访,读者从中将了解到研究人员对日本走入那场战争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这一了解,我们还将知道在现代军史研究领域最前线,研究人员是如何带着问题意识面对历史的。我们编辑组在编辑这本《外交——陆军篇》中,邀请了户部良一和加藤阳子两位学者的加盟,他们通过收看整套电视系列片受到很大启发,所以我们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为我们讲述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实质。
  不要让战争再次重演——这是在回顾过去那段惨剧时,我们得以向政治家、历史家以及媒体索要答案的基本态度。那场战争中的受害实态给我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理所当然会产生这么一个新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只有让更大范围内的民众都知道如何去判断正在走向战争这一过程的标准并时刻警醒,才能真正通达“不再次重演”这一命题。本书的出版包含了研究人员和节目组成员对这一重大命题所抱有的愿望,尽管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仍旧希望对这一愿望的达成起到一臂之力的作用。如果能得到读者们对我们这三本书的阅读,我们将不胜荣幸。

                                                                                                  NHK大型企划开发中心主任 
                                                                                                                             角 英夫

外交篇

第一章 外交 误读世界的日本

“外交败阵” 走向孤途
   
  2010年初秋,围绕着尖阁群岛(钓鱼岛)问题,日中两国关系陷入剧烈动荡中。正当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之时,一场集中了全中国目光的大型活动举行了。
  那就是九一八大型活动,它在位于中国东北部的辽宁省沈阳市拉开了帏幕。这次集会旨在让人们回忆起79年前,发生在那里的九一八事变,也就是满洲事变。“铭记历史,勿忘过去”,与会者对日本表现出了由来已久的憎恶和不信任。这一不信任即便是今天它仍旧像岩浆一样作为一种暗流,只待某一契机的出现可能就会喷涌而出。而成为这一不信任根源的便是满洲事件。
  该事件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发生了爆炸,成为这一事件的导火索。这一事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由策划进入满洲的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一场计谋,但当时关东军却以中方破坏为借口,立刻采取武装攻击。在5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控制了整个满洲,第二年成立了独立的傀儡国家“满洲国”。
  就这样日本从满洲事变走向日中战争(1937年~45年),再走向太平洋战争(1941年~45年)。日本闯入战争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现在从多方掌握的资料中发现并证实,满洲事变后的十年里,日本经历的那段过程比以往我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并且这一观点变得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在带有各种可能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曾经有过好几个岔道。
  70年前,我们日本人为何会走向那场自我毁灭的战争?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将把焦点集中在外交上,围绕着“退出同盟国”、“向德国靠拢”这两大轴心,来证实日本是如何从国际社会中一步一步走向孤立的。


对列强的期待 

  对于震撼世界的满洲事变,各国是做出如何反应的呢?当时日本外交官在寻找解决事态的途径时又有何打算和策略呢?
  事件发生后,在频繁展开的外交活动中,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起申诉。日本方面则主张在币原喜重郎外相的主持下,由日中双方直接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对此曾表现出谈判意愿,但最终偏向蒋介石主张的“诉诸公理”的方针,并于1931年9月21日,根据国联盟约请求召开理事会。于是,就这样满洲事变走上了国联申诉的途径。其结果使得满洲问题的解决变成了由国际联盟牵头这样一个局面,之后对于事态的处理也因此转为以国联为中心进行解决的方式。
  众所周知,作为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史上第一个国际和平机构的国际联盟
(1920年),在处理纷争方面能力极弱,和现在的联合国不一样,国际联盟的最高决定机构并不是理事会,而是总会,并且理事会的决议对加盟国也不具有强制力。
  英法德意日五国常任理事国加上九个非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国联理事会,在9月30日那天通过了要求日本撤军的请求。对于这一决定,以若槻礼次郎为首相的内阁尽管提出了让关东军撤兵的方针,但是却附加了一个前提,要求由日中直接交涉来决定大纲协定条款
。于是,导致无法履行即时撤兵,让这一问题变得长期化,并导致交涉舞台从理事会又转到了国联总会。
  第二年即1932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总会对日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成为决定日本地位和今后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我们先讲结果,在引起“违反国际法”的一片指责声中,第二年二月以松冈洋右为全权代表的日本代表团退出会议,又继而退出国际联盟。这便是日本在走向战争的几个岔道口做出的一个选择,也可以说是日本犯下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
  为何会犯下这样一个外交性错误?带着疑问,我们仔细分析了这次会议的整个动向,最终,一个腐蚀了当时日本的“病灶”渐渐浮出水面。
  在二月六日的总会上,来自各国的指责集中在了日本身上。
爱尔兰代表莱斯特认为“满洲国事件明显是日本违反了国际条约“ 、瑞士代表莫塔认为“不能因为是强国就可以随便动用武力”、西班牙代表马达里亚加认为“如果这样的侵略行径得到默认,联合国将威信扫地”等等等等,加盟国纷纷展开演说,大多数国家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遵守国际联盟精神。但这些指责说到底只是强调原则,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具有实际效力。
  而日本全权代表松冈却始终强调日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正当的,对于来自各国的指责,他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样,毫不放松强硬的对立姿态。而实际上,总会在一开始也确实和日本人所预料的一样。所以这使得日本全权代表团对会议的进展非常乐观。
 他们认为“急于摆脱经济危机的各国在只求自保情况下,国联的所谓理想是无力的,最多也就是画饼充饥。想必强国 也不会采取高压态势”。
  在松冈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英国等列强对日本采取暧昧态度这一情况的存在,他们避开激烈批判日本,而这正是日本对这些列强寄予希望的原因。
  实际上,虽然当时日本处于一个遭受强烈抨击的风口浪尖上,但是,那时的日本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完全孤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各国列强对日本的态度还处在摇摆中。
  要说明这一理由,我们可以先在头脑中描绘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首先,和日本争夺在华权益的英国,当时正受到国内失业人口猛增这一问题的困扰。陷入经济大萧条(1929年)后,持续增长的失业人口在1931年年中达到270万人,那时英国的政治重心主要放在本国问题的解决上。而法国关心的是被束缚在凡尔赛体系下的邻国德国,他们担心的是德国的再扩大以及裁军问题。至于战败国德国,他们则苦于巨大的战后赔偿和债务,以及由此引发的财政危机。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列强们面对各自内心牵挂的问题愁眉不展。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也许对
列强们的这一局面可以起到某些影响力。作为常任理事国并发挥核心作用的日本,从西欧社会角度来看是远东的外围,因此可以期待日本在欧洲发生纷争的情况下起到一个公平调解员的作用。在受到一战创伤、内心伤口尚未痊愈的这一时期,列强关心的事情既然放在了欧洲版块上,它当然不希望与这样一位可能会成为自己国家权益拥护者的“局外人”产生对立。
  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料可以窥探到当时列强的心态。这便是在当时对英国外交起着舵手作用的国际政治巨头、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的讲话。西蒙在满洲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说服阁僚时的讲话笔记 (西蒙文书)被保存在英国国立档案馆远东外交文书中。根据文件所表现的内容来看,他的外交态度如下所示:
  “如果我们在处理事态过程中失败的话,我们英国的损失将会是最大的。我们所有远东政策都有赖于日本的合作”
 “我们采取的政策应该对日姑息。不能允许采用诸如制裁等手段。” 
 “中国应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要总是依靠别人(国联或者英美)。”
 英国自身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和权益。对日本行为的全盘否定最终将反弹给自己。这点对于其他列强来说也是一样的。可见,当时世界正处于转折点的关口上。
  正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剧作为教训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所象征的那样,当时的世界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很多新方法也刚开始摸索。实际情况是各国列强正处在两种观念——用武力说话的“旧外交观念”和遵守国际协调原则、摆脱带有帝国性质的“新外交观念”——或者换句话说,正处在权利和道义的狭缝中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
  但是,经济大萧条使得这一新外交思想变得更加复杂化。担心受到经济方面打击的各国列强一个接一个结成集团经济,开始偏向对自己权益的顽固坚守。这其实是朝着旧世界秩序的一时倒退,而将其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便是日本制造的那个满洲事变。

 被国内舆论推着走的强硬论

  
回顾当时的日本外交我们可以知道,赴日内瓦会议的松冈在对事态的处理上,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身上,指望列强能给于日本理解。 与松冈一样,其他同行者也都持有这一“乐观”态度。产生这一态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日本对当时的外交趋势做出错误判断,以为依靠武力的旧外交手段仍旧可以得到容忍。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证言中说道 “当时的情况,列国们大都如此,无论哪个国家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大家都做的一件事。”
 陆军省干部铃木贞一也在证言中说道“如果日本出兵只限于满洲范围的话,国际社会就不会有那些担心。所谓的国际联盟也就是靠言论来嚷嚷一下,不会动真格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蛀蚀日本的一个病灶。那个病灶指的就是在对形势的认识上盲目乐观 。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判断,也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把日本和战争最终连到了一起。
  我们把话题再转回日内瓦会议。 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岔口很快被摆在日本面前。在审议进入第四天晚上,英国西蒙外相私下里对日本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催促日方尽快处理事件的西蒙,他提出的方案是,将那些在中国问题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跳过那些原则,进入实质性商议(和平协议委员会案)。他认为如果日本独自带着旧外交模式,以极端方式倒退,这会让远东局势发生动荡。在西蒙的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他的想法是哪怕给日本一点实惠也要谋求事态的解决。
  西蒙惦记的是国联交涉开始前刚公布的一份报告书,那是调查委员会在中国当地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俗称”利顿调查报告”。这一报告所涉及的妥协案内容,其实对日本是有利的。
  该报告不承认”满洲国“,并要求日本将宗主权归还中国。从表面上看这些内容对日本很苛刻,但在对当地的“国际管理”问题上,该案提出起用日本顾问等事项,这些内容等于承认日本对满洲具有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说这是对日本给出诸多关照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中国拥有名分,而实质在于日本。日本在现有基础上不要再对中国继续插足,此次事件就可以因此拉上帷幕。利顿调查团琢磨出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妥协点。
  西蒙的提案极具英国风格,它是一个很现实的外交妥协案。这个方案让在国联大会上经历了超乎想象的严峻气氛后的日本代表团终于一改先前的盲目乐观,开始理解这一提议的重要性。
  在协议结束后,松冈向政府呈报说“一个劲地坚持赤裸裸的旧外交手段是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接受妥协案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上策”。他在向本国发出的电报中催促政府用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这一提案,他说,“日本国内有必要改变想法,我可以肯定地说应该痛痛快快地接受该项提案”。
  但是,时任外相的内田康哉当即回绝了这一妥协案。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代表们的国家——日本国内,围绕着满洲问题正发生着一场大骚动。忙于调停国内各种意见的内田处在左右为难的夹缝中。
  因为不断改变自己意见而被揶揄为“橡皮人”的内田,从时任满铁总裁时候起,便对关东军的行动非常配合,被视为“亲军派”。在议会演说中,他说“即使国土成为焦土,让国联接受满洲国的决心也不动摇”(焦土外交)。作为政府,发表如此强硬的观点,让社会哗然。但是,包括内田在内的政府,对于强迫国联“承认满洲国”所带来的风险并不是不清楚。政府内部的外务省,反对呼声尤其高涨。然而作为外务省顶头上司的内田却极力表示要让国联接受满洲国,这一情况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因满洲国的建立而喧腾一片的国内舆论界,使原本强硬的观点背后,出现更为强硬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要求吞并满洲。这让那些站在“亲军派”立场上的领导人,也开始对这一极端论调感到恐慌。很明显,如果全国舆论转向吞并满洲这样一个暴行上来的话,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在国际社会里将无立足之地。所以,他们在此之前无论如何要把这一势头控制住。
  内田之所以把外交重心放在要求国联接受满洲国,也许是为了转移那些从叫嚷占领满洲到要求对苏宣战的强硬派视线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痛苦选择。但是,这一时期对于满洲国存在这件事本身还尚有很多质疑声,却要想跳过这一争论,把外交重心放在让国联接受其存在这一方针上。这么做的结果是导致国内和国外在认识上出现了差距。并且在代表团被派往国联后,这一差距越发加大。因为过于优先考虑国内局势,政府没能好好考虑英国的提案。
  对于政府坚持走强硬路线的方针,松冈等代表们大惑不解,但是接着更加棘手的事紧随而来。那便是热河战役。为了守卫满洲国而一直驻扎在当地的关东军,把发生在边境地带的中国抵抗活动视作威胁,并擅自策划派兵进入与北京相邻、中间隔着长城的热河,他们向政府提出出兵请求。
  对于那段时间军队的想法,时任关东军参谋的中野良次有证言说“让正在战斗中的人停止作战,那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也直接与军队命运相关,所以中途不可以下令停止,也不能因为东京方面说不允许就对军方撒手不管。” 
  政府被要求对热河战役的请求作出回应。新年初始的1933年1月,以斎藤实为首相的政府没能拒绝军队提出的要求,而只是把“不可越过长城”作为条件批准了作战请求。
  照理政府应该明白,在这一时间点上关东军挑起军事行动,对国联正在进行的交涉会有重大影响。可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批准了作战请求。它要求军方把军事行动的范围只限于长城东侧,也就是只限于满洲国内。这一作战要求之所以能得到批准,是基于政府极其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把军事活动控制在“针对满洲国的治安行动”这样一个程度的话,应该是不会酿成国际问题的。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和之前一样,是因为对形势的过于乐观,把回避与军队之间的摩擦这一国内问题当作优先问题来考虑的结果。
  看一下内田外相发给前往日内瓦参加国联总会的日本全权代表团的指示,我们便可以了解当时政府对形势想当然的那种实态。
  “让国联静观事态发展,并从满洲问题上抽手” 
  这一内容明显是让国联单方面做出让步。专攻日英外交史的安东尼.贝斯特教授(伦敦大学),对这一时期日本采取的强硬态度作如下分析指出“ 我认为日本对英国等列强在政治上的潮流做了错误判断。那时的政治重心正从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政策向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政策不断偏移。日本政府大概以为列强们还停留在古老的观念中吧。”
   接到指令的松冈深感愕然,“这可真是世界末日了!哪里会有这种愿意把自己国家变成焦土的外交!”松冈立刻发了一封气愤至极的加急电报给内田外相。其中一节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考虑国家利益,容我直说。做事情要适可而止。政府应该一开始就知道,让国联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就此抽手,根本是不可能的”。

  退出联盟的奇怪策略

  1933年2月初,正当国联计划对日本作出劝告的时候,事态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日本外务省意识到出现一个重大失策——在国联发出劝告的当口
,日本方面却采取具有挑衅意义的行动,根据国联规定,日本很有可能被处以经济制裁。
  事情的经过要追溯到前一年发生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为了保护租界内的日本居留民,以武力介入,与中国军(19路军)发生了军事冲突。
  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时刻根据盟约第十条(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第十五条(国联理事会就争议问题的审查)等相关内容,向国联就包括满洲事件在内所有日中间发生的争议重新提出申诉。之前就满洲事件作为案例提出来时,涉及到的仅仅是盟约第十一条,这一条简单说来,只不过是希望通过召开理事会来解决纷争。 也就是说,不管理事会做何劝告,其实都不具备实质上的约束力,根据情况还可以选择拒绝接受。
  但是,当国民党政府用第十五条来提起申诉的那一刻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紧跟在第十五条后面的第十六条相关规定是这么说的“凡国联中的成员国,无视第十五条之盟约而从事战争者,理所当然将被视作是对其他所有成员国发起战争行为”。这样一来,根据日本所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就此被视作“国联的敌对方”而受到国联制裁。然而就在上海事变一年后的1933年,正当国联在对日进行劝告的同时,又发生了日本向热河出兵,这两件事碰到一起,让经济制裁变得越发具有现实性。外务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经济制裁手段对于不具有军事威慑力的国联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对抗性措施,它作为解决争议的一大支柱,可以说是国联的“家传宝刀”。它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效力在前一次大战中就已经得到了验证,它是
让拥有军事优势的德国遭遇惨败的主要原因。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日本当时正从经济大萧条的重创中渐渐恢复,经济上还很困顿,所以,经济制裁对于这样的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强制中断贸易,这对原料和市场完全依赖海外的日本来说,是有决定作用的一拳重击。当时日本的主要贸易国是美国和英国。也就是说当时的状态,很有可能导致日本与美英关系的恶化。
  尽管情况如此危急,日本方面却谁也没有让已经准备向热河出征的关东军撤消作战行动。不仅如此,外务省取而代之提出来的竟然是“退出国联”。
  对于这一突然改变方针的做法,研究政治外交史的学习院大学井上寿一教授是这么理解的。
 “ 日本的这一退出,是基于一种似非而是的推断。也就是说当时日本认为,对于已退出国联的成员国,国联应该不会再进行追究,日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被经济制裁'。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政府内部的想法是统一的话,应该是没必要采取这一奇怪策略的。”
  政府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代表团传达了这一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的方针。据说当时一直为留在国联而努力斡旋的松冈,在得到这一指示后,对政府采取的这个权宜之计感到失望之极。
  为期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迎来了最后终结。2月24日,比西蒙提案和后来一系列妥协案更为严苛的对日劝告案被提交到国联并被国联最终采用。 当时被要求发言的日本全权代表松冈,在他的演说中说道“日本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劝告”。而就是从那一刻起,日本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孤立、继而向着战争道路大踏步迈进。
  回国后的松冈做了回国报告。在5月1日这一天的广播中,松冈讲述了交涉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情绪激动地表达了他的心声。
 “如果可以的话,我始终希望日本能留在国联,希望能同意国联的方案。在这点上因我能力有限,实在有负民众对我的厚望。”
  原本希望通过日内瓦总会对满洲事件做个妥善处理,结果却陷入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境地——退出国联。回头再看一下,那时曾经有条路可以让日本在有利的条件下平稳地解决问题。但是,错过了,日本在外交上彻彻底底打了一个败仗,其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日本当事者身上的那种盲目乐观。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异想天开的判断”贯彻始终,一旦希望落空,便立刻以权宜之计临时抱佛脚。作为一个国家如此缺乏基本战略,这便是当时日本的真实写照。

  
不断升级的外交分裂

  从退出国际联盟往前倒退14年,巴黎和谈会议(1919年)、俗称凡尔赛宫会议召开,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问题。被派往参加那次会议的日本代表团里有多位年轻外交官。那次外交会议,一方面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的成员国”参与和谈,另一方面在世界大舞台上却没有能很好地展现出自己对未来的设想。 重光葵、有田八郎、吉田茂、广田弘毅等几位被称作“新主流派”的年轻官员,便是怀揣着这一刻骨铭心的遗憾,承担起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外交事务。

  这些年轻一代的外交官,批评上一代外交官在英美协调主义上表现出来的“无原则”性,同时,也希望建立不受军部指使的外交一元化。具体到当时某一件事上来说,就是他们要求政府“不要在中国问题上进一步扩大事态”。他们把这作为绝对需要遵守的条件,希望以此摸索出一条和蒋介石国民政府互相合作的道路,并把着眼点集中到日本的大陆政策上。

  他们频繁地与当时在这一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的军部召开会议,并成功地从军部稳健派那里获得统一意见,即“
不将势力范围从满洲进一步扩大”。终于,在日本原则性方针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眼看日本对外关系即将开始获得修复。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政治状况。那时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极为动荡的局面。仅在1929年发生经济大萧条后的6年间,日本首相像转马灯似地换了7位。

  30年代是日本政党政治的过渡期,也就是说正处于由以往民政党和政友会两大政党制朝着国民重组后的新政治体制转变的摸索阶段。但实际情况是,在政权的不断交替中,国民对当时的政治失去了信心,无法通过民意得到支持的政党以及内阁在民众中渐渐失去了凝聚力。

  政府的领导不力使得以军部为代表的各个组织开始各自为政并展开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军部以令人想象不到的方式介入外交事务,其结果最终导致外交分裂。

  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留有一份极秘资料,剖析了当时军部的想法。我们从防卫省研究情报外交史的小谷贤主任研究官处得知,战前日军对暗号的破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每年阅读几万封美英苏等国的秘密外交文书,通过高水平的情报收集来了解当地各国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的思路。

  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蒋介石统帅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响应与日本方面停战的呼声,开始采取妥协态度。但是,日本军部对这一点完全不信任。当时驻中国的日本陆军连续不断收集有关国民党政府内部情报,其间获取了国民党二号人物的一份绝密讲话。

  “我国政府不打算放弃东北部(满洲),也不默认伪满洲国的存在。这就如同强盗闯入家门,该屋主人因力所不及而被赶出屋外,但并不等同于这个家就归给了强盗。”

  军部将这一讲话作为判断国民党政府态度的依据,认为国民党所谓的妥协是“伪装”的,并单方面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

  1935年5月末,事件再次发生。驻当地陆军以对苏防卫作为理由,要求国民党政府撤离中国北部,这在外交上属于越权行为。支那驻军这一被称作“华北分离工作”的行动,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与重光等新主流派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外务省是着力于把重心放在对国民党的支持上,并希望以此改善日中关系来回避被国际社会的孤立。

  担任当时外相秘书官的安东义良在证言中这么说“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外务省,当时都想摆脱在国际社会上的被孤立,并把着眼点放在了对日中关系的改善上。对于把手伸向其他地方(中国领土)这一点上是严厉禁止的,这个态度相当明确。”

  军部和外务省,同为一个国家的两个机构却存在着两个完全无法兼容的外交方针,这便产生了双重外交。

  前面提到的小谷主任研究官是这么解说的-------

  “陆军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反抗态势,评估过头。相反,外务省从情报中获得的感觉是,中国这个弱国很希望和日本合作,并由此得出他们对中国态度的判断。陆海军与外务省之间的裂痕在不断加剧,完全无法做到信息共享。”

  加上此时日本方针开始出现分裂。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无法把国家意思统一起来并彻底贯彻下去?应该说这是因为日本存在统治体系上的问题。

  明治宪法中对政府统治体系的规定是——军队统帅权与政府外交权等各类大权均并列存在,所以具有很强的权力分散倾向。陆军、海军、外务省通过各自组织收集来的情报被汇总到枢密院进行统一处理,由此得出的综合性判断作为国家方针,在元老这一强有力的领导者的指挥下去谋求实现。

  但是,随着大正、昭和这些年代的递进,元老其实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同样起着领导作用的政党内阁。但是,由于政党在民众中少有威望,并且还接连发生恐怖事件,使得内阁力量越发单薄,无法做到把各组织获取的情报做统一处理,也无法让喜欢独自行动的军部服从国家统一方针,尤其是中国大陆上的日本驻军,擅自行动的情况更为显著。

  随着日本驻华陆军单方面决定的这一华北分离工作的推进,他们甚至开始要求国民党政府废除一党制,从实质上解除国民党统治。这一要求完全超出了蒋介石所可以接受的程度,也使得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不将势力范围从满洲进一步扩大”的政策彻底崩溃。

  讲述这个问题时,我们再次把时间往前推一下。在继华北分离工作被提出后的35年8月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作为外务省新主流派革新官员及担当军部与政府协调关系处理的稳健派官员永田铁山被暗杀了。身为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是军队内部统领层的掌门人,在探索与内阁的协调中,永田被公众期待为是能为调整政府与军队关系的关键性人物。当时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被逼到了绝境。

  从我们分析日本通往战争道路这一视角来看,日本这次又站在了岔路口上。但不幸的是,如同日内瓦会议一样,在这之后日本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究竟该如何解决日中外交上的矛盾?6月27日外务省召开紧急会议,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案冒了出来。提出这一方案的是重光葵外务次官。他建议说把驻华日军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解释为是“日中联合共同防备苏联”这一意思上。

  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一方案,是因为对于当时各国首脑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共产主义的扩大。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正不断展开激烈的内战。

  “如果把对抗共产主义作为名义的话,有可能会让蒋介石也参与进来”

  重光正是基于这一想法考虑出了这条“防共外交”。

  应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妙计。它平息了外交上的不一致,对内是追认当地驻军擅自作出的决定,对外表达了日本与中国的联合意愿,而在解释这个意愿时,又让对方充满希望。但事实上,这个方案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弥缝之策,它是对国内对立现状的回避,也是在对外反应上的一种误判。 

防共外交和向德国靠拢
  
  作为一项新的国家战略,“防gong外交”很快出台。当时新主流派的核心成员有田八郎成为这项战略的主要推手。

  二.二六事件岡田内阁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广田匆匆上任首相职位后,有田被新内阁起用为外相。他一上任,便把目标放在重建日本外交上 ,希望以此消除因接连不断的内乱而导致的中国以及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怀疑,同时为制定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良策而四处奔走。现在,我们从有田家人处得到大量珍贵资料以及数目庞大的笔记,那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有关当时日本外交原则的制定过程、战略一体化内容以及有田本人的思考。
  
  把日本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日中关系上的有田,积极致力于和国民党政府缔结防gong协定。有田在后来的证言中这么说——

  “对方张群(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针对日中间防gong问题的想法是,如果仅在北支那范围内签订一个防gong协定的话是可以考虑的。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gongchandang势力渐渐从西北方向蔓延过来,而苏联兵力也在逐渐朝着那里压过去。”

 以联合国民党这一对华举动为开端,有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他的“防gong外交”。在最近开始对外公开二战信息的波兰首都华沙国立近代档案馆里,我们证实有一些外交资料反映了当时的这一情况。另外,在其他诸如荷兰、比利时等国,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日本为了摆脱国际孤立是如何摸索着前进的。

   有田在证言中说“我们的想法就是哪怕多一个国家参与
进来(指“防gong”)也是好的。当时的政府,无论陆军、海军还是外务省,都在考虑如何摆脱被孤立、如何不一步一步走向更糟糕的境地“。

  其时,在有田”防gong外交“的背后,还有一种内心的紧迫感,这个紧迫感来自于陆军开始着手谋划的”向德国靠拢“ 计划。这个我们将在后面提到。当时德国的强行扩张主义和军备重整使周边国家产生了威胁感,并引起欧美国家对它的戒备。日本轻率地与德国靠拢,会使得与欧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让日本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光和德国走到一起是不行的”

   有田他们想到应该充分利用这个“防gong”策略。把这一策略推广到更大范围而不仅仅只是德国或者中国,他们尝试在多个国家间建立起“防gong体系”。作为摆脱孤立的一个跳板,有田的这一构想非常宏大,但毋庸讳言,其着眼点仍旧还是放在避免与英美对立这一角度上。

  当时德国的国力正以极快的速度得以恢复。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在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下,国民经济被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失业率得到恢复,实现了惊人的产业复兴。在外交方面德国把英美法作为对手进行交锋,并拥有与他们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他们的实力,同时还撤销了凡尔赛体制下旨在削减兵力的各种限制,朝着“收复失地”的目标大踏步迈进。这与呈现出没落气象的英美资本主义不同,德国的这一点让当时的人们从他们身上预感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的认识可能也是合乎常理的。

  而与此同时,某位人物便在这样一个德国的某个角落,秘密地推进着与外务省别样的外交工作。这人就是驻柏林陆军武官大岛浩。大岛通过和希特勒以及大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流,成为日德交往的中心人物。

  大岛一直关注新兴德国的军事力量。他考虑如何利用德国去解决日本多年来在对苏战略上的难题。他在征得参谋本部的同意后与纳粹干部就军事合作问题开始与德国进行接触。大岛对与德国的这一交涉是这么解说的——

  “当时德国方面也在找能和它成为伙伴的国家,希望有谁能和它一起把苏联作为对手。德国的这点想法一目了然,所以我就想日本是否可以借此利用一下。 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陆军方面对我说‘在事情有了具体眉目之前,先不要声张’,因为那样的关系根本没什么必要(跟政府)汇报”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对这一情况有所察觉的外务省为了牵制陆军的行动,构思了一个“防gong体系” 。正如后来外相秘书官安东义良说的,这个体系的提出是一个非常事态,他在证言中说“防gong外交作为日本的外交体制已经是重点中的重点了,如果日本一不小心完全按照陆军的思路走,其后果不堪设想”。与纳粹靠拢这一举动威胁着当时的日本,它成为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日本走向战争的关键推手。
 


 
 与英国的外交战

  那么,防共外交是如何推进的?我们把视线回到有田等外务省官员们的活动上来。对陆军擅自外交基本失控的外务省,最终下了一个赌注。

  有田在证言中说“我们告诉陆军方面,只和德国走到一起肯定不行。作为外务省,尤其不能接受英国和我们不保持一致。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一点,陆军尽管反对,但在我们的坚持下,最终他们答应先按照我们的意思做起来”

  有田把目标锁定在摆脱国际社会的孤立上,他最在意的是英国的态度。有田极力排除在联合英国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陆军干扰,向
反德急先锋英国探寻是否有意参加这一防共体系。受有田授意前去说服英国的是时任日本首相广田的同期生、年轻时便参加凡尔赛宫会议的驻英大使吉田。

  1936年7月30日,吉田开始了他的对英工作。在有田起草的日英合作内容中有十个项目,其目的是号召英国加入防共协定,以援助日中两国的联合防共。

  吉田向英国提出的请求是“首先希望英国能帮着说服中国配合日本共同参与到防共体系中来,而最终则希望英国也能一起参与进来”。吉田这一请求协助的举动,说穿了就是想借助外部力量。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艾登外相,以英国目前和苏联关系良好、不便加入某个特定体系为理由,对参与到“防共体系”表现出犹豫。

  也许可以说这个防共外交自开始起便是一个朝着没有既定目标行走的盲目外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驻柏林的大岛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察觉英国在防共协议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德国很早以前就考虑把英国一起揽入怀中作为其防范苏联的手段。这个想法和希特勒个人的英国情结这一癖好并非没有关系。但是后来由于同年三月德国派兵进入莱茵兰等事件的发生,使这一愿望最终成了泡影。大岛从希特勒外交顾问、后来就任纳粹德国外相的
里宾特洛甫那里听说过这一事情。

 大岛在证言中说“
里宾特洛甫也对我说,他必须好好向总统汇报,让他彻底明白德国和英国终究是没法成为朋友的。因为总统太钟情于英国了”。

   原本外务省提出的防共外交起初就是奔着解决军部擅自外交的问题而去的, 所以陆军方面在得到这一信息后自然也不会传达给政府和外务省。在缺乏信息共享条件下提出的这项“防共”解决案,注定它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运作好。

  与英国的交涉工作进展不顺,这使得吉田不得不经常造访英国外务省,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化的威胁论,但另一方面,这个吉田也存在问题。他在不和东京确认意向的情况下,擅自向英国探寻在中国共同开发经济的想法。吉田按这一有违本国政府意愿的想法,也在独自展开他的外交。

  有田在证言中说“吉田在支那问题上想和英国‘一起干’,所以他说他向英国求婚了。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这想法。后来英国方面也渐渐看出这一端倪了”

  英国很疑惑。他们通过监视柏林大岛们的行动来掌握日本政府的意向,发现日本各方的反应全是不一致的,于是开始怀疑日本的真实意图,并加重了他们对日本的怀疑。 

  英国外交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今天吉田又来了,但是我们无法理解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我们完全没必要理睬他们,暂时就这样先陪着他们玩吧” 

  外务省为了摆脱孤立在世界各国来回奔跑,尝试着想去建立一个宏大的”防共体系“。这个当初为了统一日本对外战略的尝试是否真能称得上是外交上的王道呢?在修复被陆军搞得一团糟的对中关系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将华北局势恢复到原先、或者说如何将满洲局势恢复到原先这一问题,争执到最后仍旧没有得出一个结果。

  国与国之间的信赖应该以何为基础?彼此之间什么样的行为才能产生信赖?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过于天真,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军部还是外务省他们之间恐怕并无太大区别。 在与别国建立信赖关系的问题上,也由于始终止步于那个没有前途、困顿穷尽的奇怪策略而导致“防共外交”在一开始便有了局限性。事实上,内部无法达成一致的日本外交所采取的奇怪策略,反而使日本自己最终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
 

 蒋介石的怀疑

  中国是早提出签订防共协定,但由于日本内部始终无法统一,最终也给这件事的交涉投下了一道阴影。1936年10月,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就防共协定的交涉迎来了最终结局。

  日本急着和中国方面建立某种关系。蒋介石面对川越的努力游说,一方面殷勤地回应着,另一方面却只是采取消极应对。

  他说“我国目前政治气氛对于反苏似乎并不太热衷,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准备作何打算?” 

  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响应日本呼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看一下日内瓦总会后日中关系的走向。尽管广田外交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从大体上看日中关系也有改善的征兆。蒋介石本人为了做好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准备,也通过亲日派汪兆铭那条线表现出他对与日本的交涉充满期待。但同时,
他也做好了日中关系突然恶化的精神准备,所以一边与日本交涉,一边也在秘密接近苏联。

 1934年1月,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会谈,察觉到苏联也在暗中计划与中国靠拢。10月,国民党派遣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作为外交顾问以学术调查的名义访问苏联,蒋廷黻深受国民党信赖,他的对苏访问标志着中国与苏联朝着靠拢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1935年5月日本驻华军队提出的“华北分离工作”开始实施,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对日交涉的行进路线。作为对这一僵局的解决方案,外务省着手与蒋介石就防共协定开始交涉,但是由于日本内部表现出的自身不统一,所以这一举动反而让蒋介石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1935年11月,在国民政府的强力推行下,中国的币制改革取得成功,推动这一币制改革的是当时的抗日派,这样一来抗日派势头大增,同月亲日派汪兆铭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在接下来的12月,汪兆铭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要职。 蒋介石取而代之成为了行政院长,而张群就任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这一权力转移,使主张对日交涉的亲日派退到了后面,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原有方针,他开始探索一条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道路,同时加强与苏联间的联系。

 据苏联保存的资料(《鲍格莫洛夫大使通信集》)可以确定,1935年岁末前,中国脱离了与日本的谈判路线,开始踏上与苏联加强关系的道路。

 在最近公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蒋介石的心理。研究日中外交史的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在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详细解读后指出“(1935年)10月18日这一天, 记录有这样一句话‘在对苏关系和对日关系的厉害轻重上总而言之得多加小心’,而在12月15日的注意事项中,他说尽管之前一直为与苏联联合的事而烦恼,但既然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至少让自己偏向同苏联的联合上来。”

 在1936年10月川越和蒋介石会谈仅三个月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召开了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会上要求蒋介石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商讨停战并结成对日统一战线。

川越和蒋介石围绕着防共协定的日中间最终交涉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的,所以要想达成协议极为困难。鹿教授对这一背景下参与交涉的日方做了如下阐述:

 “日本内部不统一。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搞不清楚是日本外务省说了算还是日本陆军说了算,他们怀疑外务省所做的一切仅仅只是为了给陆军方面的意见做个掩护。”

 
 缺乏国家战略的外交

  日本与英国和波兰间的交涉也没有进展。期待着日本防共外交能起死回生的有田,接连不断收到交涉失败的汇报。

  而在这中间出人意料的是,唯独与德国的交涉却进行得很顺利。有田对当时的情况有过如下回忆——

  “我们向几个地方发出邀约,对于他们的回音,我们等了又等。没想到反倒是这边(德国)的进展出奇的顺利,几乎让人感觉陆军这次肯定又要旧事重提与德国联合的事了。所以说,回头看整个过程,我想在很多事情上,日本的做法可能是很有问题”(有田证言)

  伦敦大学副教授贝斯特先生指出,“防共外交”失败的背景不能仅单纯停留在外交政策的对错或手段的巧拙上,而是日本自身有着根本性的问题。

  他说“我认为日本在做法上给人感觉总有点力不从心。从外界角度看,是日本内部的混乱让日本失去了别国的信任。”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订了防共协定。这个协定是与德国单独签订的,也是有田直到最后一刻都想避免签订的一个协定。 让人觉得极富讽刺意义的是,最不希望出现这一结果的有田八郎,他的名字最终却在缔结协议时,作为外务大臣的签名被永远载入史册。在有田的家人那里,至今仍保留着希特勒为了表彰其对协议签订做出贡献而赠送的勋章。

  该协定的签订,作为日本假想敌的苏联自不必说,连欧美各国都表示出了强烈抗议。大岛等陆军方面一意孤行,将沦为欧洲问题少年的德国作为了日本的联合对象,他们完全误判了国际社会对这件事的反应。

大岛在证词中说“我们根本没想到英国会如此反对德国。我们以为无论哪个国家对赤化(共产主义化)都是高度警惕的,英国等国家对我们与德国签订的协定应该不至于太反感” 

  被国际社会彻底孤立的日本,于第二年同中国爆发了全面战争(日中战争)。一直努力于和世界恢复关系的日本,不知不觉间发现,除了德国,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有一场演说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被孤立 ,那就是1937年10月5日,在日本军对南京进行轰炸的档口,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的隔离演说。

  罗斯福总统在演说中说“ 非常不幸,
世界上无法无天的传染病确实正在蔓延,人们必须赞成并加入到对患者实行的这场隔离中来”

  日本为何会走上被孤立的道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日本面对时代变革做出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在缺乏长期规划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今,对于当时的日本,我们头脑中呈现的是这样一副画面——面对
接连出现的事态,尽管没有一个既定的国家战略,却可以凭着异想天开,不带一丝犹疑地应对。

 获取的情报究竟应该由谁来统筹?国家方针又应该由谁来制定? 还有,一旦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要翻过来?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无法通过自身力量去改变的日本,很快便失去了世界对它的信赖。

  无论是方针还是情报都无法做到一体化,眼中盯着的只有自己国家的利益,结果最终促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个堪称“外交败仗”的误算误判,竟然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开战那一天。

  1940年是日本与欧美对立加剧的一年。就任当时外务大臣的是曾经作为
全权代表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松冈洋右,人们期待他能成为打破僵局的一张王牌,结果等来的是比和德国发展联盟关系更甚一步的日德意三国间联盟。

  文章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近距离观察日本外交的两位官员的证词。一位是大桥忠一外务次官,还有一位是由陆军省干部提升为企划院总裁的铃木贞一。

  “松冈说这不是战争条约,而是防止战争的条约。他一直害怕会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不知听他说了多少遍世界末日之类的话,说是会出大事。所以已经到了抓救命稻草的地步,没有办法了。 ”(大桥证词)

  “日本吧,计划性的东西一个都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也一样。正因为如此,那个时候,每当发生一件事情,只能就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各种反应。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必须要和德国结成同盟,以日德同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铃木证词)

  日本不断想摆脱孤立,而每次挣扎的结果却是陷入更为黑暗的深渊。把好几次机会一个个断送掉,直到最终把日本带上一条不归路。

左右19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局势的社会氛围——学习院大学教授 井上寿一

 满洲事变和政党政治

  —— 1931年至33年,日本由于出现了路线上的问题,导致局势动荡,对于这段时间以及后来1935年前后的那段时间,我想请教一下井上教授,我们在考虑日本当时的路线制定及之后对日本走向产生影响问题上,您认为这段时间意味着什么? 
  井上:两大政党制持续的时间不长,有八年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两大政党制问题频发,以至于不得不考虑通过建立政党政治的框架来取代它。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满洲事变,让建立政党政治变得困难重重。不过从整体上看,无论满洲事变是否发生,希望建立一个新型政党政治框架这一行为本身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那些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们,在面对诸多困难时全力应对,我认为这一点极为宝贵。他们面
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最终却走向了战争。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作为后时代的人现在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应该说也是一种历史使命
  
  ——是否可以说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日本所拥有的政治框架便已经遭遇到了挫折?
  井上:权贵们在短时间里有过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政友会和民政党在轮流执政中,是否对日本的民主化进程起到过促进作用。当时允许参与普选的对象虽然仅限于成年男性,但不管怎么说普选制度终归还是确立了。民众也曾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发表意见了。但是,政友会和民政党围绕各自利益制定政策,钱权政治横行一时。 于是,民众们又开始考虑是否有别的政党框架,否则自己的意见依旧无法表达。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满洲事变。

  ——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的满洲事变给日本带来何种致命性的后果?
  井上:引发满洲事变者本人也不认为满洲事变一定会进展顺利,他们也想到过失败。但结果满洲国还是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满洲事变引发的内乱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这对于日本来说有着重大意义,正因为如此,
政友会和民政党都觉得如果不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框架,将很难应对这一事件,所以也曾一度考虑过联手合作。希望通过实现内阁合作的构想来阻止满洲事变的扩大化。这本身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却没能实现。
            取而代之建立起来的是政友会的独立内阁。民政党因为考虑到自己的独立内阁无法控制满洲事变的扩大,所以希望与政友会建立联合内阁,但结果愿望没能实现,建立起来的却是政友会的独立内阁,政友会的独立内阁也未能防止满洲事变的扩大——满洲国还是成立了。而这个满洲国最终成了只有日本人自己承认的国家。并且在这过程中,政友会内阁因五.一五事件下台。我认为满洲事变对政友会内阁的下台有着重大意义。
           意义尽管重大,但对于满洲事变必然导致日中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这一观点,我觉得尚需持保留意见。因为引发满洲事变的一方,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对苏作战的据点,他们明白把手擅自伸向中国本土并不能确保满洲国本身。满洲事变是由于政党政治的处置不当导致问题扩大化的,但,这个扩大是有限度的。满洲事变的发展也曾因“不越过长城以南”这一约定而止步,并把精力放在逐步巩固满洲国上。从1933年前后起,外交领域在保证满洲国存续的前提下,也开始摸索如何部分性地修复外交关系。

  ——满洲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的方针是不扩大,但是为什么政府还会承认满洲国的建立?
  井上:有两种方法可能会防止满洲事变扩大,一是两大政党在国内形成合力,二是与美国联手。当时美国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这应该说是起到效果的。昭和时期的日本面对经济萧条,在经济上
对美国存在很大的依赖性。如果这一关系被破坏,国内社会舆论应该也会一下转变思维,认识到满洲事变扩大化,将使日本经济无法维持,日本经济也会因此越发不景气。
            但结果两个条件均未达成。首先第一个——政友会和民政党的合作。随着选举临近,两大政党各自都想夺取政权,两大政党制的这一综合征使两党合作化成泡影。其次第二个条件——与美国合作。作为日本尽管很期待和美国联手,但是在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对自己国内的事情尚且应接不暇,对于远东一个小规模区域发生的纷争,自然也不想参与进来,更不想因为它而流血。

退出国际联盟的意图

——1932年9月,在利顿报告书提交的那段时间里,为了让满洲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日本四处活动。井上教授,您对利顿报告作何评价?
井上:利顿调查团的这一报告书,正如被称之为“和解书” 所表明的那样,其目的旨在让日中达成妥协。对已经发生的事,在该报告书里并没要求将其恢复到从前,而只是让这个被称作新国家的满洲,从形式上归入中国主权所辖。在保证行使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满洲可作为一个自治区域存在。这一提议反映出该报告书所具有的妥协性。
           当时,一些对日本抱有善意的人被选为该调查团成员,正因为如此,日本也赞成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去满州进行调查。事实上,利顿调查团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比起中国,更偏向日本”、“利顿调查团维护的不是亚洲民族主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调查团成员在满洲甚至被列入朝鲜独立运动家们策划的暗杀计划中。日本和利顿调查团被指责“压制亚洲民族主义”、“以牺牲中国和朝鲜的利益来达成大国间的妥协”。就是这样一个利顿调查团来进行调查,对日本来说原本应该是个不坏的选择,报告中提出的也应该是一些很容易被接受的内容。

——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和国际联盟就满洲国问题进行交涉时,作为交涉原则还在强调让国际联盟正式承认满洲国呢?而且,不仅是军队,就连政府、外务高官都按这个思路在走。
井上:那些常年在欧洲工作的日本外交官们对这点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非常了解仅日本自己承认的满洲国,会对国际社会造成多么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异口同声要求日本政府打消承认满洲国的念头。他们意见之所以最终未被采纳,是因为当时国内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民众们认为既然建立了满洲国,就要把它建设好。通过建设从中获利。所谓建设好,指的就是让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国家。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将满洲国幻想成一块新开垦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满洲国能为日本带来新的机遇上。所以,比起对
单独承认满洲国可能导致国际间关系恶化的担忧,他们对满洲国抱有的希望更占上风。于是国内社会舆论出现急剧转变。而那些在海外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外交官们,他们的想法已经无法被国人所接受了。
         满洲国既然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让世界承认它为傀儡国,这基本上就是一条线。对于这点国外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换言之,尽管满洲事变在扩大,但人们认为事情达到某一程度后,就会出现一个平衡点。利顿调查团一位成员这么写道“日本单独承认了满洲国。在我们发布报告书之前,这种先发制人的行为也许可以视为挑衅。但是,最后结果,想必日本会以长城为界停住脚步,在该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他还分析道,在日本国内,他眼中的那些日本“稳健派”们尽管面临危机,但还在努力争取让国际社会接受满洲国。他说,日本
政党领导层以及主张国际协调的国内外交官们面对恐怖行为和内乱带来的危机,竭尽全力争取让国际社会承认满洲国,所以满洲国也许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这也就算到头了,日本应该不会再进一步侵略到中国本土。只要能做到这点,满洲事变对国际联盟来说就不是一件生死存亡的事。事情到此为止的话,调查团也不希望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国际联盟表面上不得不指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在联盟临时总会上发言指责日本,但内心他们不希望日本脱离联盟,因而许多国家私底下还在为留住日本各自做着努力,设法找到一个可达成彼此妥协的方案。

——如果日本在侵犯热河之前,与联盟交涉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临时性的折中方案?
井上:那个时候如果不发动热河战役,日本就根本没必要退出联盟。根据利顿报告书的意见,国际联盟虽然对日方有所指责和劝告,但并没责令要求日本引咎退出,如果日本自己愿意退离则另当别论,只要自己不提出退离,联盟那个带有指责性的决议虽然最终应该会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被采纳,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接下来日本和联盟的关系也会逐渐缓和。当时日本国内的军部、外务省和政党都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设想过会退出联盟。
井上:退出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受到指责,接受不了,于是有可能向国际联盟提出,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决议,不然的话就选择退出。或者在交涉过程中告诉国际联盟,过分指责日本的话,他们会选择退出,以这样的交涉让国际联盟将劝告内容改得缓和一些。但至少在热河问题出现之前,日本并没有真正想到过要退出国际联盟。 

——以松冈洋右为代表的赴日内瓦全权代表们,当初对局势的判断似乎表现得很乐观 ?
井上:说到头,“指责性劝告”并不是“退会劝告”,只要日本不主动提出退离,就不必退离。 退出联盟是日本自己的意思,是日本主动退出去的。

 ——即便是不退出联盟,也无法得到国际联盟对满洲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日本代表团也能接受吗? 
井上:日本是国际联盟创办委员国,是联盟理事国中五大国之一,日本的退离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影响。在满洲国事情上,也正因为日本存在于联盟中,国际联盟内部才会形成不过多追究满洲国事件这一氛围。进一步说的话,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是——既然满洲国成立了,也就只能如此了,接下来希望日本在欧洲安全保障问题上,能多少出点力。还有就是——日本退出联盟的话,反而会削弱联盟的功能,因此,把发生在远东小规模区域中的地区纷争控制在那样的程度就可以了。比起这样的事情,他们更希望日本能参与到应对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严重事态中来。正因为明白联盟的这一想法,日本在退出过程中,通过
增进与其他国的了解,努力和欧洲小国进行外交谈判,以争取留在联盟当中。
          职业外交官在国际法解释和运用上是专家,观察整个退离过程,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的一点是,外交官们了解热河问题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才会率先提出脱离联盟。发不发动热河战役不是外务省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满洲事变扩大化过程中,政治已经很难驾驭军事。军部想要发动热河战役,他们发动战役这个时间点和外交官们在联盟中进行的审议产生了关联。
          外交官们最害怕的是,对日劝告书出来后,如果日本不接受劝告也能留在联盟中,而之后军部如果出于自己的考虑开始发动热河战役,这样就会出大事。因为在劝告书出来后发动热河战役,就很有可能被解读为日本不服从劝告书内容而发动新的战役。在世界性大萧条的情况下,美国如果也和国际联盟联手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完了。所以赶在热河战役发动之前,日本先行退出。因为对于已经退出联盟的成员,国际联盟就不必再按照联盟规定专门对日本进行制裁。这是一种逆推理,利用这一逆推理,外交官们通过先行退出联盟来避免受到经济制裁,把与联盟间关系恶化的程度降到最低。
          外务省统一了方针,由外务大臣将这一指示传达给松冈。松冈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仍旧对退出国际联盟持反对意见,但他不得不服从外务省的指令。经常有人说起那次退场会用“我国代表正气凌然退出会场”来进行表现,但那是外务省对代表们的要求,让他们以退席示威的方式离开会场。松冈一边从联盟总会退出,一边小声说着“太失败、太失败”。对他来说,来日内瓦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退出联盟,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他说“真的非常遗憾,因为外务省的指示,最终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在退出联盟一事上,如果政府内部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就不必采用这种奇怪的策略。军部和外务省彼此联合,政府实施一元化政策,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可当时政府的想法变成了二元化、三元化,因而阻止不了军部发动热河战役。外务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出主动退离来避免受到经济制裁这一奇招,如果当时政策层能统一意见的话,根本是不会有退出国际联盟这一结果的。

  ——为什么当时日本对外战略无法做到一元化?
井上:从原理上分析,帝国宪法系统采用的是分权制,国家重要机构都各自拥有大权。统帅大权如此,外交大权也是独立的,你要说哪个权大,哪个权都大,它们彼此不分上下,以此来相互监督、获取平衡。
          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是因为日本天皇位于权力最高层,而天皇对具体政策的决定却无需承担责任。为了保证天皇这一无答责性(即无需回答、无需担责),各项权力就要分散。从原理上说,日本就是这样一种体制,所以如果没人去统辖它,它当然就无法良性运作。
          早先日本政治的实际运作是由藩阀政府实施的,不久藩阀政府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元老,随着元老一个个离世,到了昭和时期政治运作基本就集中到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一个人身上。
          当时人们认为这样下去会出现问题,因而考虑该如何解决。于是便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由政党取代藩阀政府作为统辖日本政治的主体。自大正民主运动以后,政党政治的时代到来了。然而,在满洲事变前后,这个政党政治——两大政党制却没能很好地发挥其机能,以致无法将各类意见统一起来。

无法建立起来的联合内阁

井上:当时不仅是日本,整个世界都同时面临困难,不过细节上略有不同。比如,在英国,虽然也是两大政党制,但是麦克唐纳首相建立起了联合内阁。还有一个两大政党制的国家美国,尽管执政的是民主党,但决定层的形式是新政联盟,它也类似于联合内阁。在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新型政党政治,在对外关系方面是很难应付危机四伏的全球性大萧条的。这对日本来说,尽管细节上有微小差别,但问题和局势是一样的,所以日本也需要摸索着建立与英美两国相同的政治框架。这个摸索阶段出现在1933年、34年和35年这段时期。日本并不特殊,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同样需要面对世界性问题来考虑如何应对。我们从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中也可以体会到他们与世界拥有同一时代命运的感觉。

——以前我们在研究二战历史时,往往是沿着从满洲事变开始的“十五年战争”这一条线进行的,而最近的研究好像主要围绕着33年到35年这段时间展开。
井上:1933年日中签订停战协议,满洲事变告一段落。从那之后到35年这3年时间里,对日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国内政治框架的重整以及与之相伴的外交方针的制定,最终导致满洲国的成立以及日本从国际联盟中退出。但是,那只是让情况变得糟糕。虽说历史发展无法退回到之前的20年代,但日本也许还能针对20年代的武力外交进行修正,使其成为谈判外交,或许也可以建立起新型的政党政治框架。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不仅可以避免日中间爆发的全面战争,也可以避免日美开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33年到35年这三年时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完全有可能出现一段别样的历史,但结果是没能实现。您认为其理由是什么?
井上:就像当时一些主要国家那样,日本也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形势不允许他们慢慢实施两大政党制 ,二是主要政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危机,日本也打算这么做,但却没成功。1935年对日本今后的走向来说是个分叉口。
     1935年,陆军那个旨在向中国本土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华北分离工作开始实施。人们认为如果日本止步于长城,国际联盟也许会不得已而接受日本的这一既成事实,但是如果把手继续伸向中国本土,那么事情就搞砸了。而结果日本还是做了一件几乎搞砸的事情。
     1935年,日本发生了“天皇机关说”事件(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天皇机关说”,旨在说明天皇不是主权本身,而是替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使者——译者注)这一几乎动摇日本国内体制的大事。阻止华北分离工作的实施以及修复外交关系等大事,均需要国内稳定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但是就在这个35年,冈田启介内阁因天皇机关说,在国内受到来自于极右政治势力以及国家主义者们的强烈批评。这个几乎触及天皇制禁忌的问题把冈田内阁逼到了窘境。军部察觉到国内政权势利正在减弱,便趁虚而入实施了他们的华北分离工作。
     1933年满洲事变告一段落时,高桥是清藏相(财务大臣——译者注)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让日本经济走上了正轨,政党方面也展开对军部的批评,军部因此而有所收敛。但到了35年,由于“天皇机关说”事件的爆发,政府以及相对于政府获得类似执政党地位的民政党受到批评,政府的主张再次受阻,很难和陆军中央一起对驻外军队提出的华北分离工作进行干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工作往往需要彼此配合,尽管广田(弘毅)外交被称作是谈判外交,但政府内部对广田外交起支持作用的基础不存在。无论广田个人和外务省如何努力,陆军在中国当地的行动与广田他们的谈判几乎都是背道而驰,所以广田外交最终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有人认为广田对华北分离工作没有提出批评,但我感觉在广田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感,他很清楚光靠外交解决不了问题。广田也不是不作为,他把日中双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通过这一行动来进一步提高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让蒋介石一方了解日本对中国的重视。但是他的这一行动和陆军方面的华北分离工作撞到了一起。广田感到很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知道自己对日中关系的修复无能为力。而从中国方面看来,他们自然觉得包括此事在内,全是你们日本政府自己的问题。
——陆军那么执拗地去拖外交的后腿,他们之间究竟为何如此难以协调?
井上:人们对政党政治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军部也呈现出一派改造国家的形势,他们想在日本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对军部来说,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总动员体制,这个体制对军部有利。他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某些政治势力和国民的支持。也许这些政治势力和国民认为在推进战争的过程中,一旦实行总动员制,军部就可以控制住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他们期待国家财富的平均再分配。工人和农民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比起支持对资本家和地主有利的政党政治,他们会更愿意支持军部。在这一背景下,工人政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开始向军部靠拢。他们对军部予以厚望,认为以军部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可以把日本打造成一个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相比,那个时候的军部更容易获得民众支持。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就算由军部提出来,只要那些理解外交官想法的政府能将它们统一起来,日本历史是否就会改写?
井上:究竟统一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会对日本更有利?还有一种说法是独裁者也许更希望和平。如果由独裁者自己来判断战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是否需要采纳下属意见的问题上也会很容易统一。就算陆军或海军说可以打仗,独裁者说不打也就不打了。但是,日本当时的体制处于分裂状态,陆军海军外务省各有主张,在搞不清以谁为主体的过程中,日本陷入了战争。这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特点。
     

无法建立起来的联合内阁

井上:当时不仅是日本,整个世界都同时面临困难,不过细节上略有不同。比如,在英国,虽然也是两大政党制,但是麦克唐纳首相建立起了联合内阁。还有一个两大政党制的国家美国,尽管执政的是民主党,但决定层的形式是新政联盟,它也类似于联合内阁。在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新型政党政治,在对外关系方面是很难应付危机四伏的全球性大萧条的。这对日本来说,尽管细节上有微小差别,但问题和局势是一样的,所以日本也需要摸索着建立与英美两国相同的政治框架。这个摸索阶段出现在1933年、34年和35年这段时期。日本并不特殊,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同样需要面对世界性问题来考虑如何应对。我们从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中也可以体会到他们与世界拥有同一时代命运的感觉。

——以前我们在研究二战历史时,往往是沿着从满洲事变开始的“十五年战争”这一条线进行的,而最近的研究好像主要围绕着33年到35年这段时间展开。
井上:1933年日中签订停战协议,满洲事变告一段落。从那之后到35年这3年时间里,对日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国内政治框架的重整以及与之相伴的外交方针的制定,最终导致满洲国的成立以及日本从国际联盟中退出。但是,那只是让情况变得糟糕。虽说历史发展无法退回到之前的20年代,但日本也许还能针对20年代的武力外交进行修正,使其成为谈判外交,或许也可以建立起新型的政党政治框架。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不仅可以避免日中间爆发的全面战争,也可以避免日美开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33年到35年这三年时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完全有可能出现一段别样的历史,但结果是没能实现。您认为其理由是什么?
井上:就像当时一些主要国家那样,日本也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形势不允许他们慢慢实施两大政党制 ,二是主要政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危机,日本也打算这么做,但却没成功。1935年对日本今后的走向来说是个分叉口。
1935年,陆军那个旨在向中国本土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华北分离工作开始实施。人们认为如果日本止步于长城,国际联盟也许会不得已而接受日本的这一既成事实,但是如果把手继续伸向中国本土,那么事情就搞砸了。而结果日本还是做了一件几乎搞砸的事情。
1935年,日本发生了“天皇机关说”事件(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天皇机关说”,旨在说明天皇不是主权本身,而是替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使者——译者注)这一几乎动摇日本国内体制的大事。阻止华北分离工作的实施以及修复外交关系等大事,均需要国内稳定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但是就在这个35年,冈田启介内阁因天皇机关说,在国内受到来自于极右政治势力以及国家主义者们的强烈批评。这个几乎触及天皇制禁忌的问题把冈田内阁逼到了窘境。军部察觉到国内政权势利正在减弱,便趁虚而入实施了他们的华北分离工作。
1933年满洲事变告一段落时,高桥是清藏相(财务大臣——译者注)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让日本经济走上了正轨,政党方面也展开对军部的批评,军部因此而有所收敛。但到了35年,由于“天皇机关说”事件的爆发,政府以及相对于政府获得类似执政党地位的民政党受到批评,政府的主张再次受阻,很难和陆军中央一起对驻外军队提出的华北分离工作进行干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工作往往需要彼此配合,尽管广田(弘毅)外交被称作是谈判外交,但政府内部对广田外交起支持作用的基础不存在。无论广田个人和外务省如何努力,陆军在中国当地的行动与广田他们的谈判几乎都是背道而驰,所以广田外交最终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有人认为广田对华北分离工作没有提出批评,但我感觉在广田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感,他很清楚光靠外交解决不了问题。广田也不是不作为,他把日中双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通过这一行动来进一步提高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让蒋介石一方了解日本对中国的重视。但是他的这一行动和陆军方面的华北分离工作撞到了一起。广田感到很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知道自己对日中关系的修复无能为力。而从中国方面看来,他们自然觉得包括此事在内,全是你们日本政府自己的问题。
——陆军那么执拗地去拖外交的后腿,他们之间究竟为何如此难以协调?

民意决定和民主主义

——也许因为知道了结果所以可以说这话,纵观1933年到36年的局势,日本也许有别的路可走,但结果却选择了那条走向战争的路。您觉得之所以会如此,最大原因是什么?
井上:当时军部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每个民族国家都会拥有自己的军队,从这一点看哪个国家似乎都有可能受军部摆布,但我们眼中看到的日本被军部牵着鼻子走,大部分原因还是在原本该对政治体制起统辖作用的政党身上,因为他们没能成为正确的统领主体。
军部是军事上的专家,不是政治上的专家。当时的日本已经发展成一个极为复杂的国家,要让这样一个国家良性运营只能依靠政党,只有政党才能对日本负起责任,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党却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对政治体制、宪法体制等不同有所掌握的基础上,政党该如何正确定位民意,又该如何为体现民意而工作,这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问题。曾几何时这一问题以极为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导致悲剧。即便现在也一样——民主党掌握了政权,但很快发现他们所做的和自明党同出一辙。国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希望民主党为自己做什么,但却觉得无论哪个政党掌权结果都一样。尽管政党能改变的程度可能有限,但正确掌握民意,能改变
多少就改变多少,让国家沿着民主主义方向一步步前进,这才是执政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战前的昭和年代还是当今,从道理上说都是一样的。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您是如何看待今天日本对外方针上的决策或政策制定的?
井上:在日本,不存在由某个特定人物施展领导权的情况。这一现象几乎可以视作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一旦掌权都会变得现实,所以让人感觉谁掌权做的事情都一样。这一点反映到外国人眼里,则是感觉日本经常换首相。虽然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看法不同认识也不同,不管在哪个时代,日本人也许都会认为把领导权交由独裁者一人去实施这一做法不适合日本。
日本的这种政治文化,对于避免大众民主主义拥护独裁者所产生的风险也许是有利的,但反之,因为没人肯拿主意,容易造成问题一拖再拖,使问题不断积累,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高额代价。日美开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当时能发挥领导权的作用,便可以在短期内、针对各个阶段的情况及时做出决断。但当时却偏偏把问题一拖再拖,让不利因素不断积累,最后来个大清算。民众之所以会通过日美开战来获得心理上的解放,恐怕就是因为国内难题累积过多,让他们觉得似乎只有通过和美国打一战才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掉。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别的年代。就用当下的例子来说,财政问题便是如此,即便到了发行赤字国债的地步,也没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是自己的责任,总想着如果经济恢复的话就会好的,历代政党都带着这一观点进行着他们的权利交替,不知不觉间债台高筑。尽管他们很清楚总有一天有人要为此买单,但总想反正不是自己,这种态度让日本这个国家充满了风险。
而英国则果断地实行了财政削减。这个选择虽然伴有风险,但我认为那至少是一种选择。而日本既不采取手段刺激经济复苏又不果断进行财政削减。本来应该两者之间择其一的。比如,对经济实行刺激政策,这尽管短时间内会出现赤字国债的膨胀,但是可以因此恢复经济,增加税收,最终实现国债回收,或者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比如通过大幅削减财政来减少赤字,这一措施也许会增加失业率,造成暂时性社会阵痛,但是只要忍过去,赤字就会减少。总之在这两个办法中需要决定一个。但是日本却像战前一样,把问题搁置了起来。或者,他们以不置可否的态度去面对,以此回避责任。这也许就是日本的政治文化,并在历史中不断重演。
协商制民主主义非常重要,但不可类似于学校年级会那样的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并不是把人召集起来谈一下就可以决定一件事情的,而是必须依据民主形式,并由某个人为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但是,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极力回避。虽然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无论哪个时代都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决定去受到牵连。


没能服务于外交的陆军密码情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 小谷 贤

日本高水平密码破解能力

——我们脑子里有一种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战前日本的情报全被联合军方面给破解了。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情报收集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呢?
小谷: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日本密码破解能力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战后有传言说负责密码破解的人将被处以极刑,所以与此相关的人或者急急忙忙销毁资料,或者闭口不言。我曾经就日本密码破解和通讯情报方面的问题查阅过美方资料,结果因为当时日本相关人员都不愿说出真情,以至于在美国报告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密码破解能力不高”。以这个报告书的结论作为基调,“日本能力低”便成为了定论。到了2000年前后,陆陆续续有人在资料馆等处看到一些反映日本密码解读方面的资料。而在这之前,也曾有相关人员零零星星地写了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但在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尽管资料是有了,但是没有从情报以及情报活动等角度下笔,所以它们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如今随着一些实物的出现,学术界里人们开始就这一问题议论纷纷,调查也不断深入,这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当时日本密码解读和通讯监听的能力居然出奇的高。
我是因为研究英国的密码破解开始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英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公开当时的资料,我读书的时候,曾经利用那些资料做过调查。接触日本有关资料是我在英国阅读了那些资料之后的事,所以对日本取得的成绩并不感到惊讶,我那时的印象是“当初日本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日本破解了哪些国家的密码?
小谷:1922年,日本在和苏联进行外交方面的交涉时,把苏联扔掉的资料集中起来,但因为那些资料全是用密码写的,没法读懂,所以深受打击,但以此为契机,日本也开始着手对密码的解读。上个世纪20年代,得知波兰人能破解苏联的密码,于是日本陆军聘请波兰士官来做教官开始这项研究。陆军、海军、外务省、递信省(类似于邮电部——译者注)等成员开始组织研修会,渐渐他们能解读苏联的外交密码了,之后,中国也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陆军开始把对苏联和中国的密码破解作为中心,海军则着力于把美国和英国作为对象。在这过程中,陆军方面的能力迅速提高,除了苏联和中国外,又加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开始对这些国家的部分密码进行破解。到了3、40年代,他们已经能针对某些国家难度更大的密码做一定程度的解读。日本把这类通信情报称做“特种情报(特情)”。

——您提到的日本密码破解水平,与当时其他国家相比,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小谷: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都接触过日本的密码,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破解,但要注意这样一件事,当时日本陆军破解了美国一种相当复杂的密码,这一密码甚至连处于世界解读领域领先地位的英国也未能破解出来。这一密码被称作“条码暗号”,属于机械性密码,破解难度极高。也就是说,至少陆军方面的破解能力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世界水平。



未能共享的信息

——满洲事变的时候,陆军获取了什么情报?
小谷:陆军基本破解了中国国民党的外交密码。那时美、英等国向中国派遣公使,他们之间存在信息交流。陆军通过美英这些外交密码可以得知美英的对华政策并了解到中国的一些内情。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外务省密码破译能力不高,没怎么从通讯中得到情报。外务省依靠的是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通过他在中国布下的信息网得到情报,但是,那些情报多来自于国民党亲日派,内容即使被日本知晓也无大碍。而陆军掌握的情报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有亲日派提供的情报,还有通过监听得到的情报,这些情报来自于国民党另一派人物,这些人就算明天摇身一变成为敌人也不足为奇,对日本人来说是群很棘手的人物。所以,就陆军收集情报的对象从亲日派到反日派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他们的情报收集能力要比外务省高出许多。

——当时外务省和陆军在情报收集方面是怎样一种关系?
小谷:陆军、海军和外务省在公开场合似乎做着情报交流,但其实他们不会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全部公开出去,所以情报交流也只停留在表面。我认为就算他们之间有交流,陆军向外务省提供的也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情报,或者有时候是为了让外务省知晓后制定出对陆军有利的政策而提供的情报,所以,陆海军和外务省在情报交流问题上其实并未达成共享。
        时间追溯到日俄战争开始前,日本参谋本部创建了以福岛安正少将为会长的海外情报收集委员会。它的工作是整合军部情报,然后由福岛对情报做出总结,并由他就日本向俄国发动战争能否取胜一事提出意见。他们的这种做法和现在英国采取的方针很相像,是利用陆海军的情报来制定国家战略。当时的日本对于日俄战争大概抱有相当大的危机感吧,所以各部局都能统一起来,再加上明治时候“明治元勋”、“元老”还在,天皇底下有这些从大局着手的组织,所以各机构都能互相联手。
        然而,日俄战争结束后,海外情报收集委员会也随之消亡。到了昭和,陆海军和外务省之间的裂痕不断加大,以至于完全无法做到信息共享。甚至可能连要求联合起来的呼声都没有。有一段时间,外务省白鸟敏夫等革新官员曾提出“外务省内部也应设立相当于陆海军参谋本部、军令部这样的政策实施机构”,但这个提议与其说是为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倒不如说是外务省为了与陆海军抗衡而提出的,他们希望切实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战略体系。
        之后,1938年设立了兴亚院,它的目的在于制定对中政策,隶属于内阁直属机关,它被视作是陆海军和外务省的“混合型组织”,然而尽管兴亚院制定了战略,陆海军也不服从。至于兴亚院是否真能获得情报,这点也都很难说。
——我听说进入昭和后,各组织情报部门不仅无法共享对方的信息,甚至还开始彼此破解对方的密码。
小谷:不是的,陆军并未破解外务省、海军的密码,而是从他们破解到的国外情报中了解到对方做些什么。比如,通过破解欧美驻日大使的通信,掌握外务省背着陆海军在做什么之类的。
其实哪个国家都存在这种“裂痕”,即使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关系不好,在密码破解上双方彼此采取不合作态度。于是作为折中方法,规定每逢偶数日由陆军负责破解,奇数日由海军负责破解。而日本这种“裂痕”与美国相比,则来得更加严重、更加彻底。
战前日本没有国家中枢、没有决定大型战略的组织。那么应该由谁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呢?所能想到的也只有陆军、海军和外务省了。而他们却只根据各自组织的规定、逻辑来制定战略,所以有时陆军制定的战略和海军制定的战略也相反。没有人可以将这一切统一起来,这样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为各自组织服务的情报

——把话题回到满洲事件那段日子。在与国际联盟进行谈判的时候,日本外交团采取的态度非常强硬。为什么会如此强硬,您是怎么看待这一态度和情报之间存在的关系?
小谷:与其说持强硬态度的是外交团,倒不如说是身居东京的内田康哉外相。代表团成员倒是主张哪怕妥协也要争取谈判成功。而内田在分析了各方面情报后认为,日本只要果断地拿出强硬态度,日中间就能进入直接交涉。也就是说,尽管日本获取了情报,但在判断和应对上发生了错误。

——有没有可能陆军对中国的认识与外务省的认识不一样?
小谷:是的。但是陆军内部也比较复杂,陆军中央和驻扎在中国的军队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队通过解读通讯情报对中国做出判断,他们做这个判断时所面临的状况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思路,那就是用武力去镇压,在我看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认为在判断中国的问题上,陆军把中国的反抗态势看得过于严重,相反外务省通过对信息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弱小,中国希望和日本合作。所以双方都很难做到客观解读情报。陆军太看重对特情(特种情报)的收集,这些特情让他们对中国形成了这一看法。
确实,陆军对中国整体情报掌握得多一点,但陆军毕竟是军队组织,对于军队来说敌人是需要的,所以不能只拿中国弱小来说事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自己制造了一个“对日本充满抵抗意识的中国形象”。
1933年后,外务省一边依靠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一边推进与中国的合作路线,而驻扎在中国的当地军队却朝着怀疑国民党的方向大步迈进。同一个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起因在于情报源的不同。但话说回来,陆海军和外务省原本就不是根据情报在制定政策。情报只是将他们制定的政策正当化的一种材料。他们之间政策不同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情报只是让他们有更多理由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的政策。所以并不能说是因为获取的情报或者持有的情报不一样,才导致他们政策上出现不同。

——令人吃惊的是,首相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情报,尤其是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特情(特种情报)”。
小谷:特种情报几乎都没有传达到政治家们那里。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那几个是传达到了,而首相却完全被蒙在鼓里。特情上面会标明“阅读完毕需立即销毁”的字样,所以这类情报属于看完后必须处理掉的东西,没有充裕时间可供把它传达到别的机构中去。
一般说来情报需要储蓄,平时将情报储存起来,等到有什么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查阅。但是,陆军在使用完特情后一定会烧掉。所以陆军这边有关特情的实物几乎都没有留下来。奇怪的是海军这边不知什么原因,倒是留下不少。

——对情报不进行系统分析,这对日本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大的损失?
小谷:因为他们没有大局观念,所以不需要那些从大局着眼的情报。需要的只是一些能达成短期性目标的情报,比如可以为他们的战术提供服务的情报或者把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引向歧路的情报。陆军每年大约可以收集到几万条特情,但人们认为,它们几乎都没有被用到国家性战略上来。

超越外交的派系争斗

——19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正值日本的广田外交时期,那时日本向中国推行华北分离工作,我想问一下这段时间的局势和满洲事变相比,是不是更加糟糕?
小谷:华北分离工作发生在1935年,而从塘沽协定(满洲事变停战协定)到华北分离工作大约两年左右时间里日中关系比较稳定。这段时间陆军暂时能按照外务省的意图制定方针,外务省和陆军的配合也做得很好。要说能改变什么的话,我认为机会只能出现在33年到35年这段时间了。
那段时间与其他时期相比,外务省和陆军之间的情报交换做得很好,彼此之间有沟通的渠道,外务省还通过这一渠道获得陆军提供的情报。但是,35年以后这个渠道消失了。
——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因为陆军提出的华北分离政策而被逼到了极其窘迫的地步。准备和国民党签订防共协定的外务省虽然有心想拉拢国民党,但由于亲日派势力的衰落,蒋介石也开始倒向苏联。那段时间,陆军在苏联与中国问题上有没有获取过情报?
小谷:陆军在1933年左右获取过中国向苏联靠拢的证据。据说外务省在这稍后,大约是35年左右,须磨那里也确实得到过这一情报。
明明得到的情报证实中国在向苏联靠拢,但在35年公布的广田三原则中,广田却还振振有词地写着“日本在防共问题上应配合中国”。如果他知道中国在向苏联靠拢的话,是不会指望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防共的,这说明那个情报并没有传达到政府的中枢机构。再说原本也不存在情报必须上传至政府部门这样一个制度性规定。
——那个时期,德国将武器出卖给有可能成为日本敌对面的蒋介石。对于德国来说,比起日本,他们更看重中国。陆军有没有注意到德国和中国的这一举动?
小谷:我认为他们是注意到了。
——这样的话,照理陆军不会考虑和德国牵手吧?
小谷:是这样的,1936年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标志着日德之间的牵手。但日本究竟是为了防共才和德国牵的手还是为了和德国牵手而提出的防共,这之间是有区别的。外务省看重的是防共,陆军关注的是和德国牵手,正因为如此,双方在对德国援助蒋介石问题上才会装聋作哑。
——华北分离后,在中国问题上,陆军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们才是与中国要人接触的窗口,他们不希望外务省大使随便插手。外务省的情报体系那段时间究竟弱化到了什么程度?
小谷:比起用弱化这个词来表现,我觉得更应该说外务省已经难以招架了,所以他们会向海军方面求助。他们有过请海军转些特情给他们的事例。外务省尽管能够通过中间人来获取情报,但在收集通讯情报方面几乎不具备能力。外务省和海军在对中国大陆政策方面的想法比较接近,所以外务省和海军想通过彼此利用来达到对抗陆军的目的。海军按照他们的传统思路主张北守南攻,对抵御苏联不感兴趣,相反陆军执意要防备苏联,因此海军真实意图是想将外务省拉进来,以便共同压制陆军的意见。
——他们这究竟算是对外交涉还是国内组织间的角逐,真让人看不懂。
小谷:你说得很对。就拿一个陆军来说,它的内部还存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的对立。再加上它里面还分皇道派和统制派,他们之间也对立。在这一点上海军也一样。海军也分海军省一方和军令部一方,以及舰队派和条约派。外务省也分主流派和革新派。这些组织连自己内部都很难做到统一,退一万步说,即便各组织内部统一了,他们还存在省与省之间(指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译者注)的相互对立,所以,一句话,就是各自为政。

英国的情报战略
 

——在情报处理问题上,英国和日本有什么不同?
小谷:19世纪末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霸权,到了20世纪,德国在欧洲的势力迅速加强,这使得英国在向世界各地投入军备、派遣军队的同时,还要对抗欧洲的德国,所以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战略。当时,英国陆军和海军也是各自为政,因为这个原因,工作很难展开,于是,内阁下面设置了由陆海军和政治家参与的帝国防卫委员会,共同商讨英国的对外战略。 商讨过程中需要情报,便又在该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由这个部门负责情报的收集工作,并为委员会做情报分析和局势判断。无论是一战时期还是二战时期,他们一直采用这样一个方式。

——我想不管哪个国家都存在组织间的对抗意识或者说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是如何克服的?
小谷:在英国,大家平时都有横向联系,所以不像日本这样会产生如此大的裂痕。这个原因如果要追溯下去的话,恐怕就得追溯到教育阶段。英国的精英都是从住宿制公立学校毕业后升入剑桥或牛津,他们吃着一锅饭长大,日后分别成为军人、政治家或官员,所以彼此之间一般都不陌生。而在日本,陆海军从教育阶段就已经分开了,陆军是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陆军大学校,海军则是从兵校进入海军大学校,彼此之间不具有合作的基础。

——您的意思是说英国可以建立起统一调配情报的组织,而日本各自获取情报却最终未必就服务于战略,它们两则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小谷:我觉得是这样的。有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差别。那是在1941年6月德苏爆发战争的时候,英国和日本在同一时期得到了这一情报,但是之后的应对方式却相去甚远。日本在得知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后,围绕这个情报尽管也展开讨论,但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而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在做出“此情报可信度高”的判断后,立即向丘吉尔首相汇报并提出建议。丘吉尔立刻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将其付诸行动。这个行动以制定对美外交政策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只有平时具备了这样的组织机构,关键时刻才能做出快速应对。
      19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部重视作战而轻视情报。原因就是从教育阶段开始,在诸如情报等教育方面,没有对学生进行彻底培训。所以当这些学生进入部队和组织后,即不懂得如何使用情报,也不了解情报的重要性。 

 
为既定方针服务的情报

——您是如何看待外务省签订三国协议这样一个防共协议的举动的?
小谷:我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大脑处于停止思考的状态,他们甚至连情报也没收集。签订协议至少应该知道协议对方德国那边是否真强大,并多多少少需要做些事先调查工作。但是,这一工作他们完全没做,便匆匆忙忙缔结了三国同盟。真称得上是末日来临的节奏。
         陆海军和德国之间有着军事上的合作关系,外务省应该请求军队进行调查,但由于彼此间分裂的原因,导致他们很难合作。我认为陆军也许是没看到德国存在问题,也许是不打算看到。但是,海军对德国的力量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少量情报证明海军曾对此提出过警告。

——您认为那个包括与苏联在内四国联盟的想法具有多大现实性? 
小谷:四国联盟的构想由来已久。19世纪20年代,后藤新平提出过联合四国的想法,这一想法也触动了松冈。构想是有了,但完全没将其贯彻下去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行动,而是走一步看一步,以致最后得出的判断是“如果结成三国联盟,估计苏联到时也会加入进来”,这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事实上,就在结成三国同盟的同时,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很恶化了。我认为外务省没有看出这一点是最大的失误。

——在当时不仅是日本的外务省和陆海军,国人看问题的倾向是不是也都是只关注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将不利因素过滤掉?
小谷:这一点不仅仅是战前日本, 可以说古今中西哪个国家都一样。所以,在把这样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考虑的时候,大家都会困惑于究竟该如何客观看待事物。只是现在的日本好像仍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日本的做法不是等有了情报再决定自己的看法,而是而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观点和方针。所以即便有了可用的情报,也会用它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补充,在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报时,则视而不见继续自己的行为。当初陆海军和外务省都是这样的。
         应该有一个能从长期性、并立足于国家视野的组织对外务省和陆海军提出建议和忠告,这以前是元老们的工作,但是19世纪30年代后元老的力量几乎不发挥作用了,无论是在重臣会议上还是在五相会议上,他们都完全丧失了权威。 

分歧点

——从台湾对外公开的资料看,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部门对于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有着很坚定的意志。

小谷:我对中国方面的研究不是很了解,所以没法发表意见,但是至少从日本方面研究来看,可能认为当初日本应该更多站在亲日派立场上来制定政策。蒋介石处于平衡亲日派和反日派关系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日本外务省需要更多地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把壮大亲日派力量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但实际上,日本采取的行动正好相反。
 

——外务省需要把目光放在亲日派和陆军两方面,但结果却光在意陆军的存在了。

小谷: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们当时所做的一些判断是源于他们收集到的情报吗?

小谷:不是,至少在从1933年开始的几年间,陆军提出要服从外务省的外交政策,相反,从外务省看来自己不需要去迎合陆军,既然自己决定了要偏向亲日派,那就不必瞻前顾后。然而这件事做得并不顺利。结果,最终在1935年5月,广田外相在不事先通知陆军的情况下,将中国公使馆提升为大使馆,这让陆军非常生气,并引发彼此间的不合。我认为外务省应该从主体上承担起外交工作,同时也应该对国民党内部情况事先做更多调查。我想当时的情况是,外务省虽然掌握了来自于亲日派的情报,但并没掌握反日派的情报。
 

——现在我们回头反思情报与战略的关系,您认为哪个时间点是日本有机会调头的关键时期?

小谷:19世纪30年代塘沽协定之后,林铣十郎陆军大臣和永田铁山军务局长,也就是陆军省,他们想要控制参谋本部。那个时候,永田如果没有被杀害的话,估计情况应该会很不一样。再有一个时间就是1936年石原莞尔出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那段时间。那个时候石原放弃同海军的合作,提出由陆军独自改造国家的方案,并准备将其贯彻下去。但结果,中途石原从权力争斗中败下阵来,离开了中央机构。我觉得这两个时间点很关键。当时在日本政府组织中,最大的势力是陆军,所以陆军方向不明确的话,日本就很难制定战略——一个作为国家来说合理的战略。 

 
 



  《日本为何走向战争》英国的政策和对满态度

发生变化的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应迟缓的日本应对——伦敦大学副教授 安东尼.贝斯特

英国的政策和对满态度

贝斯特:1898年以后,英国在政策制定方面常常面临两大选择——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还是该认可各国殖民势力范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英国最希望的就是门户开放。在这一点上,介于某种情况需要做出各种让步或者采取偏向殖民势力范围的行为,但这都是英国不希望做的选择。

但是,英国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能对英国贸易起到支撑作用。1902年终于得以缔结的日英同盟,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再看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英国和美国在维护中国门户开放观点上也保持了它的一贯性。

1931~1933年满洲事变后,英国支持国际联盟,同时也面临着在维护门户开放原则还是同意殖民势力范围政策上要做选择。结果英国选择的是将自己的赞成票投给了对日本行为作出批评的利顿报告。也就是说英国坚持门户开放,拒绝对殖民势力范围的认可。这一态度一直贯穿至日中战争。英国的这一态度和它承认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国际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英国尽管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对日本的抵制,但英国接受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没有违背英国自己的原则。

——日本是如何看待英国的这一变化的?

贝斯特:我认为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把英国理解成一个保守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英国和日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呢?因为在有着众多共和国的世界上,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需要各自承担自己相应的职责.也许他们还觉得双方的政府都带有贵族色彩.正因为如此,日本错读了英国.其时的英国政治已经脱离了贵族制度,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生变化.舆论界也与时俱进,他们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力相当大.但是,日本在对英国政府的看法上出现时代性的误判,所以没能理解国际联盟的重要性,也没能理解和美国建立感情的重要性.他们听话的对象是那些只说日本人愿意听的话的人,他们只和这样的人来往,我估计日本人不善于和那些想法不一致的人(提倡国际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进步主义思想的人)进行交往吧.

——我们在考虑渥太华会议(此次会议决定了由英联邦牵头的经济联盟)以后英国国内展开的经济改革时,该如何看待英国门户开放政策与这一改革之间存在的一贯性?

贝斯特:首先应该注意到英国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斜实质是针对其他列强的一种对抗措施。1931年英国的自由贸易势头即将走到最后阶段.然而,英国停止了黄金交易,作为最后手段,英国通过渥太华条约部分引入贸易保护主义.英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有的人希望能一直偏向贸易保护,有的人则认为这仅仅只是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漏洞所采取的短期措施,他们希望能回归到更加自由的贸易体系中去.所以应该注意到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希望世界贸易体系的恢复,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取消高额关税,便于开展更为自由的贸易.

在中国问题上,1936~1937年左右,有些英国人开始意识到英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它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存在矛盾.这些人认为英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刺激日本侵略中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主张英国再次采取偏向自由贸易的态度,允许日本向英帝国市场出口,以此缓解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他们认为这是应对当时情况的最好办法.

——英国对满州事变前日本在满州的活动有何感想?

贝斯特: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满州没有明显的挑衅行为,所以对于1928年张作霖的死,尽管英国意识到那可能是日本军队所为,但他们知道那只是一部分人的过激行为,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因此,英国并未就此事提出抗议.

——英国不担心日本势力的扩张吗?

贝斯特:我认为满州常常被英国视做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在谈论1898年以后的门户开放问题时,发现满州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区域.这和它的地理位置处于长城以北也有关系.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满州问题上英国总是不得不作出某种形式的让步.然而,这一让步在日本看来,英国对殖民势力范围是认可的,对于抱有这一猜测的日本,其最大的问题是误以为英国将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作为英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英国把全副精力放在了那些地区上.这个看法让日本看不到英国对中国北部以及长城以南也有很大关注这一事实.

判断英国究竟是主张殖民势力范围政策还是主张门户开放政策的关键,撇开满州不谈,首先要知道长城以南非常适合英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点.而对于中国北部英国表现得略微不在意,尽管不允许有明显的挑衅行为,也不允许影响到英国交易中的利害关系,但如果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话,我认为英国会装作看不见.
 

看法不一的日本和英国

 ——英国外务大臣如何看待吉田茂所说的“德国人加入防共协定的动机”的?

贝斯特:英国人在1935年后,掌握到了日本和英国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关系进展。他们通过政府密码学校解读了日本的电报。36年吉田茂出任英国大使,英国向其暗示自己也许应该加入到某种反共计划中来的想法。因为有前史,所以33年到34年以后的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相信日本和英国之间理所当然能结成反苏同盟。当时的英国政府由反共意识较强的保守党统治,所以日本认为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但是,实际上英国有自己一套对于利害得失的考量标准。那么什么情况最符合英国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呢?说穿了就是让苏联和日本之间保持敌对。只要苏联和日本在中国的北方满州边境保持对峙并相互憎恨,那么日本就没精力进入到中国南方,印度也不会受到苏联的威胁了。对英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英国对东亚的战略情况了如指掌。只要苏联和日本对峙并将这一对峙局面保持下去,英国就可以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欧洲。英国不打算在这一平衡关系中援助日本。如果援助日本,那么万一日本向苏联开战,这个平衡就可能因此而被打破。

          从英国角度来看,自己没必要卷入进去,所以,自然是不可能理会日本的观点。再说苏联如果对抗德国,苏联就有可能成为对英国有用的势力。英国参与到东亚原本平衡的力量角逐中去帮助日本,苏联就有可能疏离自己继而影响到欧洲局势,并导致苏联向德国靠拢。出于这样一种战略观点,英国不可能对日本的理论感兴趣。
 
——既然英国有这样一个战略计划,那又是什么让日本要靠向英国呢?
贝斯特:那是日本的误读。它的误读就在于它把英国看成是和日本一样有着同样利害关系的保守势力,并认为是基于这个同样的利害考量使得两国20年的关系得以维系,它没认识到当时的英国正在发生变化,也没能理解英国的国家利益。两国之间在看法上有着明显的不一致,然而日本却比照着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理解和判断英国的国家利益。

              还有一点不可以忘记,对于英国来说欧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它总是最重要的战略区域,而东亚也总是次要的。从1890年到1945年,东亚优先度很低,是次要的(尽管并没说中东是更加次要的)。而当时日本历史家和外交官大概坚信东亚是最重要的吧,所以他们认为对日本是最重要的,对英国也应是最重要的。

             日本的领导层——我指的是外务省,他们对英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日本的外交官们也有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他们自认为对英国很了解,认为如果可以通过外交政策得到来自于保守势力的紧密提携,便可封杀苏联。然后再进一步让英国承认东亚是自己的贸易对象,同意让日本从政治上统治该区域,这样一来,在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也许就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强有力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因为政治因素不稳定,其对于他国的号召力正日渐受到损害。正如某位记者所说的,通过暗杀来影响政治的日本,已经丧失了其作为英国国际伙伴的魅力。


——英国是如何看待满州事变期间以及之后的日本的?
贝斯特:满州事变重要的一点是国际联盟的态度成为了事件发展的关键。根据当时英国政治家以及许多外交官的发言,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和日本有着极大程度的同感。这一同感就是中国在1925年后,因为其挑衅行为,致使英国于1927年被迫派遣15000名要员守卫上海。所以,英国知道日本就像当初的英国一样,很快就会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但问题是日本引发了占领满州这一会导致国际联盟质疑的事件。在当时,国际联盟被视作人类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并被认为依靠国际联盟解决争端是避免未来世界大战的手段。
            满州事变期间,英国政府真的能做到将国际联盟搁置在一边吗?我想英国政府可能想过,但它很清楚现实是做不到的。英国国内舆论就完全不接受这一点。结果,英国不得不在国际联盟框架内行动,1934年年底前又不得不对满州事件作出表态。也就是说,决定是支持日本还是支持国际联盟,事实上英国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因为当时几乎没有支持日本的票。相反,多数票都投给了国际联盟。在就利顿调查团报告书一事进行投票时,实际上胜负已成铁板钉钉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常常被忽视掉。英国最终在满州事件上已经没有余地可决定是否支持日本了,所以结果它选择了支持国际联盟。如果因此把英国的行为理解成是亲日的,那么可以说,在对此事的理解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英国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反对日本。
            1935年到38年,担任英国外务大臣的是安东尼·艾登。尽管他很保守,但他是一个能把世界局势与国际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考虑的人。也就是说,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集团间的安全保障。所以日本认为英国会采取保守的外交政策,那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外相的为人,应该就能明白。
 
——满州事变的结果,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之后,便进一步走向孤立。
贝斯特:我认为日本对于国际联盟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联盟的原则适合欧洲,适合像欧洲这样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环境,而并不适合东亚。东亚的国际体系不复杂,而且落后,联盟使用的原则过于超前,日本应着眼于区域内的“现状”,而不应该只关注将来“应有的姿态”。日本人相信自己通过退出国际联盟,可以在东亚范围内将外交形式回复到从前旧模式。
       东乡茂德在日本决定退出联盟回到外务省后,留下过一系列笔记可以作为这一思路的佐证。他的笔记涉及到日本应如何构建与各列强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与他国两国间的关系、日本应该如何改善综合性的对外关系等内容。他认为把日本退出联盟的决定看成是日本对被排挤出国际联盟持无所谓态度是不对的,日本的目的是要回到“更加坦率而现实的外交形式中”。他很重视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包括苏联这些国家在内的两国间的关系。退出国际联盟不意味着日本必然走向孤立,而与时间一同发生变化的局势让日本走向了孤立。正因为如此,陷入孤立的日本向同样陷入孤立的国家——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开始示好。
       在1933年这个时间点上退出联盟,我认为这个决定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接下来不得不面对该区域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局势。比如日本不得不应对发生在34~35年间中国经济的崩溃,也不得不应对希望对中国政治进步和发展施加影响力的苏联。我认为与其说日本希望战争,倒不如说日本因为自己出的错而被拽进了战争。

制裁背景中英国的预测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战前,英国并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当时英国对日本的动向是如何看待的?

贝斯特:1940年10月后,英国把日本看成是“无法姑息的国家”。其时,联合国物质利用通往重庆的缅甸公路(仰光,以前叫作rangoon,现在叫yangon)向蒋介石提供援助,此路因此又被称作“援蒋通道”,英国在开通这条路的问题上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即姑息政策——译者注).这是英国唯一一次直截了当对日本采取姑息态度的事例。而它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所以,40年10月,英国决定停止对日实行最优政策。


           
封杀日本可以有多种手段。列强联合起来对日实行经济制裁是其中之一。英国认为不必一开始就进行全面制裁,只需逐渐加大对日本的压力便可。这样日本即便可以获得民用原材料,也无法囤积战争所需要的库存。这个意见是英国说服荷兰以及美国才获得同意的一个对日政策,它一直被执行到1941年7月。


           1941年7月,日本进一步侵入印度尼西亚南部,于是,罗斯福总统实行了对日全面石油禁运。英国认为罗斯福采取的这一措施过于具有挑衅性,并准备在内阁会议上展开讨论,但又因觉得不便反对美国的想法,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美国的这一决定。随着对日全面石油禁运政策的出台,迈向战争的时刻表开始启动。尽管如此,全面石油禁运政策在英国对日政策当中,也不是英国人所期待的政策。因为英国人始终主张“逐渐地、分阶段地对日加大压力”。

 


———那些与美国一起对抗日本的人,是否知道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贝斯特:他们不一定很清楚。英国把目标放在这个协同上,是出于加强它在这个地区军事力量等因素的考虑。采取制裁以及强化军事力量等手段对付日本这一想法的背景,是由于英国预测日本已经认识到自己国家军事力量的有限性。日本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在中国已经打了四年的仗。英国和美国不认为中国军队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如果日本无法取得中国战场上的军事胜利,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也并不太出色,估计日本自己也会对此有所觉悟,所以封杀日本也许是有可能办到的。制裁决定出台是基于英美对中国战场上日中战争的观察,该政策强调了英美的力量,至于之后会闹出什么结果,应该说英美都低估了由此带来的危险性。

 

 陆军篇


庞大组织 陆军暴走(“暴走”意为完全失控——译者注)机制

  大日本帝国陆军被认为是把日本带入战争的巨大组织。它创建于明治维新,在以藩阀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担负着其中一职。创建之初以法国、后又以德国为范本,逐渐成长起来,并形成军队模式。在列强掌控世界的年代,它经历了日清、日俄战争,积蓄了大量作战经验,并不断提高其战斗力。
  这个陆军组织出现质变征兆大约始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20年。缘起于一次聚会,这次聚会发生在1921年。位于德国巴登巴登某宾馆一室,三位年轻的日本将校就“新时代战争(即全面战争)”展开讨论。
  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那些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破坏和杀戮,意识到日本远远落后于他国的现实。回国后,他们开始招募同道之士建立学习会,取名“一夕会”(建会之初名为“一叶会”)。该会成员由那些立志于改造陆军内部旧体制这一革新理念的精英们组成。
  然而,他们的改革最终导致了一个不可想象的后果。河本大作主谋了1928年炸死张作霖案,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是导致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满洲事变责任人,牟田口廉也参与了37年引发日中全面战争的卢沟桥事件,还有东条英机,这个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首相一职的人物,他们均为一夕会成员。
 
  原本希望进行合理改革的他们究竟为何会迈向那场毫无谋略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当时位居陆军中枢的当事者们在战后为我们留下大量录音资料可作证言,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的陆军内部很少有人意识到陆军组织的无限扩大以及朝着战争方向迈进的危险性。
  对这些证言做进一步考证,我们产生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陆军这个所谓战前最大的官僚组织,并不是众志成城朝着一个目标突进,而是一个误算接着一个误算闯入了那场意想不到的世界大战中.
  在第二章里,我们将把这些证言作为线索,去观察这一人数最多时达到550万人的庞大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完全失控的暴走机制.

发现证言磁带

 
  千叶县山武郡某个地方,一位当年的关键人物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他对陆军组织非常了解。他就是在战后成为A级战犯的原陆军中将铃木贞一,他作为对美开战责任者之一,被判终身监禁,战后在狱中服刑十年。出狱后的他从70岁后一直生活于此地,过着简朴的生活直至百岁谢世。铃木从帝国陆军发生质变的上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辗转于陆军中枢机构。可以说是日本陆军历史变化的见证人。

  铃木家的书房里有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自铃木辞世22年里未曾打开过。他的孙子铃木光范就里面收藏的资料向我们做如下介绍:


 “保险箱里放有御前会议(帝国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天皇出席在宫中召开的商讨重大国事的最高会议——百度娘)上所作报告的原稿。那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一夜,决定开战时的物件。是他向陛下上奏有关物资调配等方面的报告。”
  
通过这些被保管起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铃木当时曾多次亲临陆军处于转折点时的场面。在铃木亲笔写下的日记中,也记载了铃木作为一名年轻将校开始展露头角的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探讨有关如何改造陆军组织的话题。铃木在战后留下大量录音资料,其中也涉及到改革初期的一些内容。

日陆军本源非常严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日本陆军基本上都是山县在掌控。山县的意见一般都会在暗中传达给参谋总长或者陆军大臣,然后他们再按照山县的意思去执行。因此大部分人并不学习,有山县这样一个类似于笔尖的人物存在,其余的人跟着走就是了。所以让永田这些年轻有为的人看起来,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山县”就是日本陆军的亲老子——山县有朋。从明治到大正,他以“元老”的地位俯瞰整个日本陆军,气势压人。对这样一个“元老”统治下的旧组织持质疑态度的永田指的就是永田铁山。永田因其清晰的大脑思维,被誉为是陆军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逸才。

立足于改革陆军组织的将校们

为了研究军事,永田在欧洲居住了六年。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由此激发了他对陆军进行改革的想法。德国南部巴登巴登是以温泉出名的疗养地,那里至今保留着一座名叫斯泰法尼的酒店建筑,据说当年永田和他的同期伙伴就曾在那里秘密聚会。1921年10月27日,集中在这家漂亮宾馆一室‘的是永田以及驻俄武官小畑敏四郎少佐,还有去欧洲出差的冈村宁次少佐三人。他们全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属于没有征战经验的“战后一代”。当时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时期,国内充斥着一股“厌战”情绪,这些特别优秀的将校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他们的军官生涯的。

  

此刻聚在一起的三位同窗,他们在谈论什么呢?

他们首先谈到的是那些自从日俄战争起就不见有进步的陆军装备近代化问题,接着又谈到要把那些泛着山县气息的守旧派从陆军上层中清除出去的想法,还有就是有必要去改变国民与军队之间人心相背的现状等内容。谈论过程中,话题自然而然集中到了国家落后等问题上,这让将校们对国家前途充满担忧,并萌生了危机感。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三人在讨论接近尾声时,互相鼓励,发誓要竭尽全力去改造旧陆军体制。

他们在欧洲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场战争中,他们看到军队引入了坦克、战斗机等近代兵器,使大量杀戮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以前大家理所当然认为战斗就是短时间里的交锋,而现在的战斗则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将倾其所有、与对方进行拼搏,也就是说“全面战争”成为战争新形态。结束视察回到日本的永田,在报告中提到,日本也应该抓紧做好进入全面战争的准备。这一内容涉及到把国内产业由以往的以轻工业为中心转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想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想法。

永田在报告书里不断陈述需要抓紧制定总动员体制,他说“现代战争要求所有人员对战争必须具有高度真挚、顽强、认真和重视的态度,它要求大家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献出最后一块土地去与敌人做殊死拼搏,同时,现代战争综合了科学战、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的特点。也许可以说,现代战争从本质上来讲是国民战,而从形式上来讲则是国力战。”“我国和别国相比存在着差距”(摘自永田铁山《国家总动员》,一部分为内容概括)。在永田这一想法的深处,有着他对世界大战所持有的冷静而现实的态度。

他说“借用康德的一句话——永久的和平大概永远不可能出现,尽管如此,人们也必须把它当做一定会来到那样,去付出行动。把和平当做理想,憧憬和平,努力把它转变为现实,这一行为可能就是对康德所持观点的印证。但是,在人没有变成神的前提下,要想做到这点,必须做好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同前)

铃木贞一在录音磁带中是这么论及永田的:

“只有永田一人用宽广的视野观察这个世界,认为应对陆军组织做出某种程度上的改革。他看到一战后的德国,又回头反观日本现状,从而得出一个判断——日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于是永田开始组织独特的学习会。这个起名为“二叶会”的团体,集中了以永田等16期陆军士官生为中心的成员,他们就陆军改革和时事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该组织除了永田、小畑、冈村外,还加入了与他们同期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他们下面一期的东条英机、再下面一期的山下奉文等人。

与此同时另一个团体,比他们年轻一点的铃木贞一(二十一期)等人也发起了他们独特的学习会小组“木曜会”。石原莞尔(二十一期)等参加了这一团体。铃木在证言中说,他们主要探讨有关军备近代化问题。他们从二叶会请来永田、东条等年长者,两个小组的成员彼此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两个学习会于1929年在形式上合并成一个组织,起名叫“一夕会”。这个以十六期生为中心成立起来的精英团体共由40名将校组成。

一夕会成员已经超出了“军人”这一概念,他们在组织内部不断做政治发言和行动,而促使这一现象产生是源于当时日本国内混乱的政治背景。

那时普选法(1925年)实施不久,民政党和政友会两大政党组织围绕着选举,只专注于争权夺利,行贿受贿事件频频发生,这让他们不断失去民众的信任。

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日中关系史以及军史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户部良一先生对这段时期的几位年轻将校的活动做如下评述:

“他们一定是从两大政党间你死我活且又互相推诿的党利党略中看到了议会政治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无论议会政治还是政党政治,都是将私利高高举起、为满足自己权利欲而展开活动的。我想这个想法在他们心里一定非常强烈。所以,他们认为不能寄希望于那些人”。


谋划掌控人事权利的一夕会


  挺身而出、立志对军队实行合理化改造的年轻将校们,他们目标极其远大,把对国家的改造也一并列入其视野中。

  当时的陆军组织非常庞大,它们在整个日本共有20个师团。通过日清、日俄战争,日本在国外拥有了殖民地,陆军在那里也安置了四支驻扎军(台湾、朝鲜、关东和支那<天津>),而统辖这些军队的则是位距皇宫最近的东京三宅坂的两大机构,它们就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陆军省掌管预算,它的作用是把政治与军队联系在一起。参谋本部是天皇的直属机构,负责作战。

  由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精英们组成的一夕会,其成员几乎都就职于这两大机构。为了实现对陆军组织的改革,他们把眼光盯在了“人事”上。

  防卫省留有一份《陆军现役将校或同等军官实役退职人员名簿》(1892年~)的资料,它记录了从明治到太平洋战争终结为止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人事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罗列出来的人事规则。

  据最新研究表明,该人事运作中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结构。这个结构通过人事运作,将与政府走得较近的陆军省,放置在高于制定军事作战计划的参谋本部之上,使其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以此来控制军队的暴走。

  我们了解到在陆军省里,荣升为陆军大臣或次官的几乎都有过担任军务局长或军事课长等事务类工作的阅历,而在参谋本部中成为掌握实权的参谋次长之类的人也几乎都有过担任总务部长的经历。参谋本部总务部的业务主要是协调工作,针对人事和预算问题,与陆军省保持频繁联络。另外,要成为这样一个总务部长,必须要经历参谋一部(负责作战)、参谋二部(负责情报)的部长职务。通过这样一种人事运作,使处理事务类工作的部门(军政业务)威信得以提高,压过只单纯负责作战等工作的部门,造成某种意义上文官掌控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夕会准确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人事规则,巧妙地控制了局势。

  铃木贞一在证言中说道:

  “大体上说来,大佐以下的人事几乎都由课长级别来决定,所以,要想把那些通达我们并一起工作的人,放在我们所希望的位子上,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课长人选安顿好,通过这一思路,我们把那个叫冈村宁次的人安排在了那个位子上。“

  冈村就是曾经和永田他们在德国南部发誓要对陆军进行改革的同道之一。一夕会成员在1929年规划并完成了让冈村担任人事局任命课长一职的工作。以此为开端,第二年八月,一夕会领头人物永田铁山成为了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又过一年,成员中的东条英机就任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一夕会一边将他们策划的横向联系用于别的人事运作中,一边将实权从上一代手中夺了过来。

  常年就职于陆军省主要部门的原大佐西浦进在证言中说道:

  “人事工作本来应该是众人协商、在争执过程中自然而然决定下来的事情”“所以即便气愤之极想要辞掉某人,但因为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如同蜘蛛网般关系的制约,结果一个也动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很容易做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事”。

 

同床异梦


  一夕会成立以后,召开了多次学习会,然而自从一夕会成员占据了陆军组织的重要职位后,他们之间彼此意见不合的情况变得明显起来。尽管他们在“赶走上一代”这一目标上达成共识,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大家意见各异,远远无法达成一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员之间方针不一的情况开始突显出来。

 

  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满州的利益,向驻扎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派遣了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他们都是一夕会成员,也都是中国通。石原作为一夕会成员,因其持有过激战争观而被大家所知晓。

 
   担任当时关东军参谋的片仓衷在证言中说道:

 

 “石原中佐说'牢牢占领满洲并将其作为日本领土,这是国防问题上的一件大事',‘通过确保满洲这条线来达到阻止苏联入侵,这样也就意味着确保了支那的安全。‘“”而当时正值支那排日运动高涨之时,石原说’要想通过交涉来解决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最后他甚至认为’不得不考虑以武力为背景去解决满洲问题‘“

 

  石原”以武力占有满州“的这一过激构想,短时间内便具有了现实意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关东军组织内部非常薄弱,让一夕会的板垣和石原有机会立刻拥有了作战领导人的地位(他俩分别担任高级参谋和作战主任参谋)。

 

  石原当时亲自拍摄的录像被保存了下来,里面有从东京来出差的一夕会领导永田铁山军事课长的身影。一夕会的关系网确保了石原在关东军中的地位。尽管如此,持过激态度的石原和板垣,他们同永田之间在看法上并未能得到统一。片仓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

 

  片仓:“我(和石原)有见面,他确实向永田要求配置大炮”

  提问人:“你的意思是中央在满洲开战中,给与了关东军支持,对吧?你对这一点有多大把握?”

  片仓:“这个没有,即便是军事课长永田大佐也让石原别开战“

 

  从这一证言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驻外机构与陆军中央之间的关系——前者为了采取过激的军事行动做着切切实实的准备工作,而后者则准备把缰绳收紧。

 

  前文中出现的户部良一教授是这么解读的——“我认为当时日本社会混杂着两类人,一类是持过激观点的人,还有一类,他们在日本问题上既带着和大家一样的共识,同时又在常识和理性范围内,苦苦思索如何推进改革的这类人。至于当时究竟哪类人在国民中会显得更有魅力,我想,那一定是最终给出历史答案的那类人。“



擅自行动 任意妄为

  石原把他以前在一夕会上向成员们阐述的构想转化成了实际行动。

 

 1931年9月18日,石原率领的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实施了爆炸(柳条湖事件),并把这场实为自导自演的计谋说成是中国人所为,进而以武力控制了满洲(满洲事变)。这是一起并非来自于陆军中央命令的擅自发起的攻击。事后,三宅光治参谋长和本庄繁司令官追认了此次事件。面对一夕会成员,高官们无计可施。

 

  铃木贞一是这么回忆当时派遣板垣和石原去关东军这件事的经过的:

“考虑到万一在满洲发生什么情况时,(关东军)可能需要一些不容易左顾右盼的人,所以就把板垣和石原派了过去“,”那时候负责关东军的是三宅这个当时看来无关痛痒的人,而这样一来,结果就弄出一个满洲事变。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指出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无足轻重”的还有别的证词:

“以前关东都督都是由一些能力相当强的人担任的。但后来因为渐渐趋于和平,所以对于军队司令官一级的配置,开始有所偏重,更重视朝鲜军司令官的人选。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东军司令官更像是一种带有疗养意味的闲职。“(原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证词)

 

  关东军以自卫为理由,一下子把势力遍布整个满洲。不久,驻扎在与满洲接壤的邻国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为了援助关东军,也擅自越境攻入满洲。原本师团跨境是一件需要事先得到内阁与天皇批准的重大事项。

 

  东京参谋本部忙乱之中决定上奏天皇以得到事后追认。陆军省各课课长也被要求在上奏书上盖章表示同意这一要求。而只有同为一夕会成员的永田铁山军事课长对此表示拒绝。

 

  对于永田这一行动的真实想法,户部教授做了如此推测:

“从永田看来,也许不得不动用武器的时代会来到,但他可能认为,其前提应该是国内外对日本的立场和观点充分理解,并且不动用武器就不能保护日本的权益,或者不能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才可动用武力。如果在那样一种时间点、以那样一种方式动用武力,自己这帮人至今为止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将化作泡影。所以他才会说'我不会盖章的’“

 

  一夕会成员正在走向分裂。

 

 发生动摇的陆军组织

 

  在满洲事变发生后的三个月里,关东军的暴走一直在持续。人事系统遭到破坏的陆军中央,它所面对的最大课题是要对组织内部的统制环节进行修复。不久,因关东军的擅自行动而受到牵连的若规内阁总辞职,取而代之的是犬养毅上台,他被授命组阁。被犬养内阁任命为陆军大臣的是一夕会推举上来的荒木贞夫。启用荒木,目的是为了让因满洲事变而发生动摇的陆军这一庞大组织可以得到重整,荒木以其独特的强势言行颇受年轻将校们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荒木的履历中几乎没有担任陆军省日常实际业务的工作经历,这一经历对承担平衡军队与政治工作的大臣来说是不可缺的。


  荒木在实行改革之初,就开始着手人事上的安排。但是这场改革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作为陆军省要职的陆军次官和军务局长等职位,一个接一个启用了参谋本部方面的人。包括荒木在内的陆军省三大头子全都被没有军政事务经历的人所占据,这个在体制上属于很异常的事例。参谋本部这边掌握实权的职位是参谋次长,这个职位也由和他们交情颇深的真崎甚三郎占据,作战课长同样是启用了有驻俄经验的小畑敏四郎,两个月后,小畑很快晋升为了第三部长。

 

  原陆军大佐西浦进在证词中这么评论小畑:

”我一直感到好笑,小畑第三部长每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他的车子原本应该驶过陆军省大门去自己办公室才对,可是,车子开到陆军省大门口,必定会马上右拐,一清早便绕道去陆军大臣官邸。小畑把自己可真是当成了荒木真正意义上的参谋长了。“

 

  而另一方面,永田铁山由军事课长变成了军务局长,尽管看上去是高升了,但由于永田对荒木采取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而被陆军省从主流中排挤了出去,后又被调到参谋本部负责情报部门的工作。

 

  荒木通过这种专制的人事手段,把受自己支配的人一个接一个换到陆军的重要职位上。那时候受到提拔的是皇道派,而遭遇冷遇的是统制派,这之后,组织内部便不断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发生动摇的陆军组织

 

  在满洲事变发生后的三个月里,关东军的暴走一直在持续。人事系统遭到破坏的陆军中央,它所面对的最大课题是要对组织内部的统制环节进行修复。不久,因关东军的擅自行动而受到牵连的若规内阁总辞职,取而代之的是犬养毅上台,他被授命组阁。被犬养内阁任命为陆军大臣的是一夕会推举上来的荒木贞夫。启用荒木,目的是为了让因满洲事变而发生动摇的陆军这一庞大组织可以得到重整,荒木以其独特的强势言行颇受年轻将校们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荒木的履历中几乎没有担任陆军省日常实际业务的工作经历,这一经历对承担平衡军队与政治工作的大臣来说是不可缺的。

荒木在实行改革之初,就开始着手人事上的安排。但是这场改革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作为陆军省要职的陆军次官和军务局长等职位,一个接一个启用了参谋本部方面的人。包括荒木在内的陆军省三大头子全都被没有军政事务经历的人所占据,这个在体制上属于很异常的事例。参谋本部这边掌握实权的职位是参谋次长,这个职位也由和他们交情颇深的真崎甚三郎占据,作战课长同样是启用了有驻俄经验的小畑敏四郎,两个月后,小畑很快晋升为了第三部长。

 

  原陆军大佐西浦进在证词中这么评论小畑:

”我一直感到好笑,小畑第三部长每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他的车子原本应该驶过陆军省大门去自己办公室才对,可是,车子开到陆军省大门口,必定会马上右拐,一清早便绕道去陆军大臣官邸。小畑把自己可真是当成了荒木真正意义上的参谋长了。“

 

  而另一方面,永田铁山由军事课长变成了军务局长,尽管看上去是高升了,但由于永田对荒木采取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而被陆军省从主流中排挤了出去,后又被调到参谋本部负责情报部门的工作。

 

  荒木通过这种专制的人事手段,把受自己支配的人一个接一个换到陆军的重要职位上。那时候受到提拔的是皇道派,而遭遇冷遇的是统制派,这之后,组织内部便不断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永田铁山被刺杀


  满洲事变过了一年半多,在1933年5月,日中签订了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发生在日中双方间的武力冲突终于停止了。


 然而就在这之前的4月份,原先在德国南部一起立誓的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在围绕着满洲国成立后的路线问题上产生了对立。有过驻俄经验、深知俄国对日本具有威胁力的小畑,主张趁国境线对面苏联军队尚未增加军备力量的情况下先发制人,而永田对此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比起战争,首先应该稳定满洲,抓紧为全面战争的实施做好准备。

 

  当时打算着手修复与各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外务省以及天皇身边的人,对永田的这一想法产生共鸣,同时,永田们还得到来自元老及政党的支持,他们的力量渐渐赶上了皇道派的力量。

 

 身为陆军大臣的皇道派人物荒木贞夫,在政府中受到孤立,终于不得不辞职。34年1月,跟永田想法接近的林铣十郎即位。这次永田被提拔为军务局长,皇道派的人被一个个从中央排挤出去。于是,陆军中央派系争斗的氛围越来越浓烈。

 

  在人事关系中受到陆军中央排挤的皇道派,利用年轻将校写了大量匿名信,对希望通过与政党间合作来掌握主动权的永田等统制派不断发起攻击,称他们是“陆军腐败的象征”。终于于35年8月12日白天,就在陆军省里发生了事件——皇道派中佐相泽三郎用军刀刺杀了永田。相泽是追随荒木们的青年将校组织成员。

 

   正在邻室办公的片仓衷赶到了现场。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我先是听到有人喊‘不好了’,然后就听说‘局长出事了’,于是马上飞奔到局长室,看到一把刀穿透了永田的肺部。我赶紧骑在永田身上,为他做人工呼吸,大约做了40分钟左右。尽管如此,最终也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永田死后不久,小畑也落马。派系争斗的结果,让陆军失去了统管全局的领导,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没有了统管后的陆军,陷入了迷茫,并促使国家向战争靠拢。

 

  铃木贞一对永田的死是这么说的:

“影响很大,太大了。如果永田没有被杀害的话,之后日本的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也许大东亚战争(此称呼因带有战争色彩而被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列为禁用词,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战争”——译者注)也会避

免。”

 

  永田铁山被谋杀后的第二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尽管叛乱受到镇压,但之后陆军人事状况的异常化情况更趋严重。为了防止派系争斗的再次出现,陆军中央在选聘上避开党派色彩浓重的人,而优先选择那些不太有党派色彩的人才。这样一来,原先受到重视的“职业经历”和“业务经验”等履历不再列入考虑内容,陆军省中,除了陆军次官外,几乎所有主要部门的课长,都被完全没有军政业绩经历的人占据了,出现了异常的人事配备局面。

 

  更有甚者,那些与石原莞尔(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田中新一(陆军省兵务课长)等策划的大陆政策相关的人员还被大量提拔。

 

  这就是那场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旨在不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结果,让满州事变等过激军事行动成为了可能,而且,其结果还直接导致之前延续下来的陆军内部的秩序遭到破坏。

 暴走的连锁反应

 

  1932年9月,在民众一片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中,神户港迎来了凯旋而归的军人们。他们就是制造了满洲事变的关东军负责人。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满洲事变后就任了军事参议官(长老职位),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晋升为了少将,成了满洲国执政顾问,而石原莞尔作战参谋晋升为了大佐,成了日内瓦会议随员。这样的人事安排距离陆军中央所谓的“对那些人采取毅然决然态度”的想法实在相去甚远。

 

  当时日本国内因经济不景气等原因,民众中弥漫着一种压抑感。舆论界对给予中国猛烈一击的关东军表现出狂热的支持,而陆军中央则对当初已经有过的追认,似乎也无法再公开表态说那是一场阴谋。

 

  京都大学研究陆军统管系统的森靖夫助教作如下分析:

“如果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并被报道出来,就势必引起民众的议论,比如'为什么要处罚?’、‘陆军中央和关东军难道看法不一致吗?’、‘满洲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陆军可能会因此受到批评。所以在会变成丑闻的问题上,他们绝对不想让自己受到指责。尽管他们并不隐瞒事实,但他们还是希望这个陆军组织能存续下去,并将主动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陆军中央当时能下决心惩罚那些肇事者,并告诉民众“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那么陆军中央的行为就非常值得肯定,然而,他们却无论如何迈不出这一步。“

 

  为了维护自己的组织,陆军中央反反复复做着模棱两可的人事安排,而这最终导致了陆军组织在统一管理上的完全失控。

 

  那时,中国当地的抗日运动越演越烈,而就从那时候开始,日本各个部队出台了各自的中国政策,并开始互相较量,看谁的政策带来的效果更大。天津——这个当时与中国人之间产生摩擦的多发地,出任当地天津军参谋长的是酒井隆,他也试图通过实施自己的计划,觊觎着将军功收入囊中的机会。

 

  当时作为外务次官、与大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的外交官重光葵,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酒井有这样一段记录:

“酒井参谋长很久以前就铁了心要亲自负责北支(华北——译者注)工作“,”同僚当中只有一个人,至今没有

得到过勋章“

 

  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不断有亲日派报社社长被暗杀的事件发生。天津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动了起来。酒井参谋长冲进当地国民党政府机关大声斥责,他一边晃动着军刀,一边单方面要求国民党把所有相关机构从河北省撤走。并威吓说,如果不答应这一要求,他将不惜动用武力。那个时候,正值酒井的上司出差。所以人们认为他擅自采取这一行动是受到关东军在满洲取得成功一事的很大启发。

 

  酒井等天津军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周边配备了装甲车和机关枪部队。通过施加压力来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结果他以这种半强迫方式让国民党政府同意扩大华北地区的非武装区域,签订了《美津.何应钦协定》(《何梅协定》——译者注)。

 

  发生这一事件后,酒井归国。不久就晋升为少将。

  被天津军行动刺激到的关东军,如法炮制,也不征求中央的意见擅自跨出满洲,不断闯入华北区域。担任这段时间关东军领导的是满洲事变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时任参谋副长)。1935年12月,板垣他们自己构想了一个稳定满洲边境的方案,在北京附近建立了傀儡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陆军中央事后对这个决定也做了追认。正因为之前陆军中央对满洲事变采取不追究的态度,所以之后对关东军的暴走行为,他们也只能一并接受。

 

  前文出现的森靖夫助教,对当时暴走的连锁反应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陆军和现在的官僚组织是完全一样的。一旦形成一个惯例或习惯性行为,只要有先例,后面再采取同样行动,也不会受到惩罚而被允许。而当时的那个先例就是满洲事变。“

 

  户部教授针对这一情况分析说“人们认为只要结果好就可以,于是唯结果论的事例变得多了起来,认为只要结果对陆军有利就可以、只要结果对自己的出人头地有利就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变得越来越强烈。“


气焰嚣张的当地驻屯军

 

  陆军中央对当地驻屯军失去发言权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呢?陆军省里留有一份机密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份资料里装订着战前陆军极密文书《陆军机密大日记》。里面记录有这样一段内容,它讲到当时陆军中央为了抑制关东军的气焰,竟然采用增强满洲隔壁天津军势力这一手段。

 

  原陆军中佐稻叶正夫在证词中说:

“让关东军停止他们那个军事工作,他们也不听。于是为了用点什么办法来控制他们,便采用了这一手段。中央认为只要北支(天津军)壮大起来的话,关东军渐渐就不会再跑出满州了。总而言之就是为了阻止关东军跑到北支(华北——译者注)去。

 

  天津军增加至三倍,于是关东军南下步伐被止住了。但正是这一招儿反而引出一连串的意想不到。

 

  天津军的这一急速增兵,日本并未向中国方面进行说明,这导致了中国当地反日运动的激化,并使得这一运动瞬间发展到了全国。而另一方面,南下通道被堵住后的关东军,改变了路线,一路向北。这回它准备在与苏联接壤的内蒙古着手建立傀儡政权,这又进一步招致中国的反日运动。

 

  意料不到的事还在继续中。牟田口廉也大佐出任天津军步兵第一连队长。对于牟田口这个人,我们通过他指挥引燃太平洋战争导火线的马来亚战役以及造成大量士兵阵亡的英帕尔战役等,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性格很强硬并且暴躁的人。天津军连续几天在驻扎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卢沟桥附近,反反复复进行军事演习。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开炮事件。牟田口认为是国民党在挑衅,于是擅自同意展开攻击。而这,成了日中战争的开端。


  这时,东京陆军中央准备阻止当地驻屯军暴走的正是引发满洲事变的那个石原莞尔。他在写给敬爱的皇族亲笔信中,倾诉了当时令他难过的内心想法:

“因为无论如何阻止不了关东军向华北伸手,所以最终只得把增加天津军力量来作为对策。而正是这一决定成了这次事变(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对于这一点,石原我痛感自己当初的过责。也就是说当初如果不是通过增加天津军的方法,而是利用统帅的威力让关东军抽手可能就不会这样了。作为一个责任者,我深感自责。“(《石原莞尔回想应答录》)

 

  一边是为了比成绩开始暴走的外派军队,一边是只会做些模棱两可应对措施的陆军中央。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把陆军拽进了战争并导致大量的牺牲。

对削减派遣军方案的探索


由此引发的日中戦争又是怎么发展成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呢?


我们有机会采访到了此事关键人物的家属,这个关键人物就是一夕会成员武藤章中将,太平洋开战时,他就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因为这一职务关系,战后他作为A级战犯被处于死刑。对于他,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作积极备战的强硬派。


然而,在他留下的书信中,却记录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这些信件是战后由巢鸭监狱寄还其家人的。他在书信中写道:

“本人自就任军部局长以来,本着将重点放在快速解决支那事变问题上的原则,认为绝对不可以与其他列国发生冲突,并以此来履行自己的所有职务。“

快速解决支那事变问题“——就任军务局长的武藤,事实上对于庞大的陆军组织感到棘手。


日中战争开战后,派往中国大陆的军队由20万人急速增加到100万人,伴随着这一扩大,当地组织了11个新编军队,新设置了超过20个司令官以及参谋长等级别的职位,它们正好成为那些有过担任大臣经历的军队大头目,如寺内寿一、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等人绝佳的调动职位。而用以维持军队的预算也一个劲攀升,除了一般的财务支出外又加上临时性军事费用,陆军方面的军费大约占据了国家预算的一半。

 

但是,它却意味着危险和反面的“繁荣”。越拖越长的战争,使国内的配给制度进一步加剧。日用品的不足加上干旱造成的物价飞涨,厌战情绪在民众中快速蔓延。此外,在欧洲,同盟国德国与联合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受此影响,这场战争即便哪天波及到亚洲也不足为怪。

 

 

在这种情况下,因日中战争而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便成了一大问题。再加上美国认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因而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态度也日渐变得强硬。面对这一危机,军务局终于开始探讨如何减少军队派遣这一问题。在这一交涉活动中成为众矢之的的是进入陆军省后一直从事预算方面工作的精英西浦进中佐。西浦他们很快向负责调配驻屯军的参谋本部提交了方案。

 

在西浦讲话录音带中我们听到这样一段话:

“我对他们说必须减少派往支那的兵力。支那军(天津军----译者注)方面想要有庞大的预算和兵力,关东军方面也想要充沛的兵力,这不仅从国力和财政上做不到,从人员配备上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第一年减少10万或15万人,然后决定好第二年减少多少并做好备忘录,有了这样的备忘录,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只满足这些兵力的配备。我没跟他们说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只是一个劲地压缩兵力。“

 

通过让参谋本部接受这一阶段性减少兵力的做法来换取他们所迫切希望得到的“近代化军备”。


妥协


  就在西浦提出削减派遣军方案前不久,也就是1939年5月,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关东军在与满洲国和蒙古国接壤的边境,与苏军发生了冲突,那就是“诺门坎事件”。在苏军坦克、飞机等压倒一切的近代兵器面前,日本军队遭遇重创,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军备近代化蓝图完全没有进展。武藤和西浦痛感军队近代化的必要性,也是基于这方面原因,他们提出减少兵力。


  西浦在证言中说,“我自己觉得应该想办法平息支那事变,围绕这一想法也与参谋本部做了多次交流,但结果,道理归道理,那些在战场一线作战的人认为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只能尽量按照构想压缩和收编。于是我开始对预算进行压缩,我觉得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减少兵力。“(西浦进证词)


  西浦他们连续几天和持强硬路线的参谋本部进行交涉。终于这个交涉见效了,参谋本部的一部也痛感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线的泥潭,认识到自己军备的落后,陆军大臣跟着对这一方案表示了理解,这个以削减派遣军人数为前提的第二年度预算案,得以上奏天皇。


  然而,对于这个方案,中国当地的司令官们则异口同声表示反对。就任最前线第十一军司令官职务、一夕会创会会员冈村宁次,甚至寄出了一封反对削减的意见书。


  他说“为了解决事变,皇国对于行使武力应该拿出绝不手软、彻底而决绝的态度来,这样才能从精神上给敌军以压力,才能对加速敌军崩溃发挥巨大效力“,”快速和平解决犹缘木而求鱼也“。

 

  作为以武力说话的司令官们,他们需要独自面对众多部下,对于他们来说,减员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措施。

 

  由于当地驻军的抵触,西浦受到来自于参谋本部的压力一天高过一天。参谋次长休息天也打电话把西浦叫出去,逼着他改变方针。一、二、三部的部长也对西浦步步紧逼,展开激烈的攻势,但西浦坚持着不肯退让。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驻军大人物出场了。当过陆军大臣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回国了,他要求增派军队。

 

  专攻新制度派经济学、从经营学角度研究陆军组织的庆应义塾大学菊泽研宗教授,对当地驻军的司令官们作如下分析:

“即便知道西浦的方案对于陆军整体来说是明显有效的资源分配法,但是作为部门领导,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整个组织的事情,所以他会考虑如何让自己部门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样一来,个体效率和整体效率就配合不起来。这和我们现在企业中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

 

  面对众人反对缩编的“大合唱”,作为陆军省一名科员的坚持毕竟是有限的。之后又有一些参谋不断从支那派遣军那里回到日本,他们也提出增派兵力的要求。接下来要等的就是掌握预算权的上层的最后决定。然而,当时一位参谋在日记中记录说,身为陆军大臣的畑俊六每次都只是一个劲地说‘伤脑筋、伤脑筋’“。

 

  而另一方面,美国向日本发出通牒,因为日本从中国撤兵一事没有进展,所以美国终止与日本间的通商条约。这样一来武藤陷入了被动。

 

  1940年2月,日本迎来了最后一场预算审议,参谋长会议在陆军省召开。在会席上,刚从中国回国的前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铃木宗作少将突然冲着武藤断然地说:

“听说你们想逐渐减少支那驻屯军来充实军备,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困难,倒不如说根本不可能”。

接着便扔出自己的方案:

“这个秋天之前极尽一切可能增加预算,缩编的事等秋天再说后,怎么样?”

 

  之所以提出这个延迟方案,是因为他们心里惦记着当地驻军早春时计划好的军事作战。

 

  武藤不得不接受这个与当地军定下的妥协案。最后,西浦也只得服从了武藤的决定。

 

无力控制局面的陆军组织


  打算推进撤退计划的陆军中央为何在面对当地驻军时,会采取不了强有力的措施呢?发生在两年前的“徐州作战”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那场作战成了日军深陷战争泥潭的起因。


  当时,尽管首都南京被攻陷,但还是看不到停战迹象,担心日本陷入战争泥潭的参谋本部作战课,开始提出不扩大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御前会议上也得到了认可。但是持强硬态度的当地驻军,针对这一主张,反而提出只有采取积极攻打的措施才可能让战争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对于当时这一气氛,我们可以通过看下面这段证词来了解:

“参谋本部的作战态度实在太消极。光是一个劲要求快点解决事变、快点解决事变,这对作战很有影响,不可以这样。“,“不管怎么说,一旦剑出鞘,就必须用剑彻底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士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决心,就不可能有和平”(原陆军中将佐藤贤了)


  受到当地驻军呼声的高压,陆军中央内的气氛也渐渐倒向对作战课的批评,认为他们“过于消极”。接着,一直主张战线不扩大原则的河边虎四郎作战课长被解职。这之后作为“战争终结符”被提出来的便是占领徐州并将它作为日本战略据点的计划。1938年4月,陆军以压倒性的兵力攻下了徐州,取得了胜利。整个日本长时间沉浸在这场战争带来的胜利喜庆中。

 

  但是,中国军队并没有屈服。面对这些不肯停止抵抗的中国军队,日本陆军在这之后又在广东、武汉重复着先前的那个“积极作战”,并陷入无休止的消耗战中。

 

  这个所谓的积极作战方案超出原先的估计。看一下当时的人事记录,从中也找不到有过统一规划的痕迹。其时,那些在当地压制“不扩大派”并积极推进强硬政策的领导们,在后来的人事调动中,几乎都荣升到陆军中央的主要职位上。北支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成为了军事参议官,中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成为了陆军大臣,而指挥了那场积极作战的中支那方面军参谋副长的人,正是后来成了军务局长的武藤章。


武藤和畑在就任大臣和局长前,一直在战场上展开他们的“积极作战”,这一军队经历对他们后来以陆军中央身份统辖当地驻军形成了阻碍。

 

  对于控制失灵的理由,森靖夫教授是这么解释的:

“我认为人事系统不正常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过去无视陆军中央意见而在当地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他们回到中央,你就算是请他们管理好当地军队,他们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反过来陆军省原本比较稳健的人,一旦去了当地军队,反而变得强硬。所以当时的人事问题就是这样错综复杂起来的。“


陷入泥淖的战役


  1940年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终于拿出一个调整方案。这个方案中整合进了“增加新锐师团”以及“通过部分压缩当地驻军来实现装备近代化”这两项内容,成为一个奇特的计划案。


  这个模棱两可的预算缩减在实施一个月后,支那派遣军于5月1日,实施总攻击。宜昌一战证明了当时军队对缩编所持的不支持态度。这场战役宣称“施一猛击,便可进入和平”。


  不久,一个消息从欧洲传到陆军中央。说是日本同盟国的纳粹德国成功占领法国,并将很快登陆英国。


  这个消息让陆军中央一下振作起来。之前只是准备“攻击”宜昌,干脆一下就转为了“占领”宜昌。一次又一次增兵,让缩编计划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激战结果,日本军占领了宜昌,尽管如此仍旧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在这之前对政治无感的中国当地年轻人,不断投入战争前线,开始持久的游击战。


  郭诚先生(91岁)当时是一个学生,他投身于地下活动,把日本驻军的情报通报给中国方面。还有敖昌华先生(92岁),他由农民转为了军人。

“当时23、4岁的年轻人,几乎都参加了游击队”(郭先生)

“因为日本军把这里给烧光了,所以我要加入蒋介石军队和他们斗”(敖先生)


  随着日本攻击势头的增加,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越加高涨,受这一影响,和平交涉遭遇挫折而停滞,同时还引发国际社会一片指责声。西浦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只感觉有种让人不舒服的黑色空气向肩上压来。我想莫非真的要和美国决一战吗?真的非常厌恶,自己似乎要被压垮了。“,"我个人在第二年即(昭和)16年(1941年——译者注)轮上当大佐赴前线。当时我甚至很不负责任地想,希望这场终于到来的出战不是我、而是让下一轮的某个人赶上。“(西浦进证词)

 

  西浦所说的那股”让人不舒服的黑色空气“,在刹那间浓度快速上升,并形成一股难以撼动的态势


走上对美开战的道路


 

1941年9月,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们面临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不断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这一要求让日美间的外交谈判几乎走到尽头。另一方面由于日中间的戦争,此时的日本深陷泥淖。考虑到国力的疲乏,政府首脑、海军方面的领导、甚至连天皇本人也开始说“必须得从中国撤退了”。


正值这当口的10月14日,在近卫内阁会议上,东条英机突然拿出笔记本,当着众人面开始了自己的演说:

“日美交涉已经走到了尽头。(省略)撤兵一事事关重大。如果就此听从美国的要求,那就会破坏在支那事变(中日战争——译者注)中取得的战果,进而危及到满洲国。“,“通过驻扎军队来巩固支那事变取得的战果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在意世界作何反应”,”在中国屯兵是件类似于心脏一样重要的事情,一味地让步,甚至连最基本的心脏都让了出去,这算外交吗?“

 

面对为了维护自己脸面而反对妥协的陆军组织这一表态,内阁提出总辞职。于是国家目标立刻朝向对美开战。

 

之后在10月18日,东条就任新首相(兼任陆相)(“陆相”即为“陆军大臣”——译者注)。曾经的一夕会成员,在这个极具讽刺色彩的当口,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在这个内阁中,作为企划院总裁入阁的是一夕会的同僚铃木贞一。铃木就陆军不能从中国撤退的理由作如下陈述:

“我从满洲回来,去到靖国神社。在那里,看到遗属们一直站着。我当时感叹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歉意。“


执着于自己取得的战果,并为了守住这一战果而进一步扩大战争。在未来的道路上等待着一夕会成员的是牺牲人数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巨大组织陆军暴走机制》由相泽孝义总编执笔) 


导致陆军失控的人事系统      京都大学次时代研究者育成中心特定助教 森 靖夫

 

“全面战争”引发的浪潮


——在引发20世纪20年代青年将校们革新运动的历史背景里,您认为其间涌动着一股什么样的时代潮流?

森:20世纪20年代在一战终结声中拉开帷幕,受此影响,民主思想正式流入当时的日本。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属于全面战争,仅仅依靠军人力量作战的时代结束了。失去国民以及政党等各种势力的理解,战争已经变得无法进行,所以军队必须对军人精神以及军队装备等实施改革,我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青年将校们的改革举动产生了关联。


——那个年代,为什么会让年轻的精英们实行的改革变成了一场过激的政治运动?

森:一个是因为政党政治时代的到来,陆军开始采取与此相协调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当改革以军队缩编(军制改革)这种牺牲陆军利益的形式展开时,对他们来说面前呈现的局面是严峻的。另一方面,因经济大萧条,军人家属们的生活陷入窘境,同时出现的是政党的腐败问题。再加上围绕着满蒙权益,政党之间始终也没有达成一致。我认为就是在这些情况下,青年将校们决定着手解决面临的问题,这让他们的改革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革新运动)。


——据说在改革之前,像一夕会成员那样由年轻人举办的学习会也曾有过,但学习会与采取具体化的行动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引发青年将校们采取了这一具体行动?

森:仅凭一夕会成员团结一致去发动满洲事变或者采取其他什么具体化行动,很难得到认可。从一夕会中出来的永田铁山认为,在采取行动方面,不能只靠国民和军队来解决前面提到的“全面战争”问题,而应该是由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对于永田的这一提议仍然是没什么人响应。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认为,只要他们实施行动,民众就会跟上来的,于是便发起了行动。

 

在当时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和社会情况下,年轻将校们的这一行动是否有其合理性?

——我认为这个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陆军改革有其合理性。近几年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在考虑将陆军改革为与“全面战争”相匹配、或者说与政党政治相匹配这一问题时,做了一些体现他们这一想法的事情,比如:他们改变了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成为陆军大臣的制度,实施了(军部大臣文官制)让文官也能成为政党政治家、即所谓与政党并存的改革。

 

 永田铁山眼中的欧洲

 

 

——革新运动中心人物永田铁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正好派驻在欧洲,他目睹了当时的战况。在那里他产生了何种危机感?

森:永田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正好在欧洲,作为军人他实地见证了那场战争转变成全面战争的整个过程。

     
例如,他在瑞典的时候,瑞典实行了食物配给制,永田本人也拿着配给的票排队购买面包,他看到所有国民以及整个产业和金融业全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他亲身体验,并从中了解到这些变化对战争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永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经验是来自于德国的战败。当时机构内部预测德奥将取胜,永田本人在这情况下,用他敏锐的目光观察着1916年年底后的德奥,并预计德国会于1918年4月左右战败。之所以他会这么想,是因为德国最大的弱点是强迫民众。他说为什么民众会对此忍耐,那是因为德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忍耐力。尽管如此,它是有限度的,伴随食品不足的同时,精神上也越来越承受不了。永田指出的问题被言中,德国民众的士气下降,最终德国败给了英法等联合国军队(1918年11月,爆发德国革命,签订了停战协议)。

     
除此以外永田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是军队在对百姓强行施以负担的同时,为了夺取胜利毫不顾忌其他,也就是说没什么能控制住军队的暴走。

    
永田回到日本后,一直把德国战败的原因牢记在心,他对民众不强调军队的要求,他说要让民众自发地去考虑国防和安全保障,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全面战争这一体制中来。我想这是永田最重视的一个要点。

 

——永田从当时日本政治和军队中,实际感受到的危机是什么?

森:是关于对军队的统辖。那时的陆军组织对于来自政党的要求,无法痛快接受。整体上还存在对政党的过敏现象。是一个很难和政党政治步伐保持一致、拧成一股绳的组织。这样一个陆军到底应该由谁、由哪个组织来统辖?永田认为这也应该是陆军自身的问题,所以他进了陆军省,考虑对陆军组织进行改革,使其成为朝着以陆军大臣为中心的目标发展的组织。

 

——在关于永田铁山的资料中,作为军人的他并不全面肯定战争,他认为那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或者说,他把目光对准了和平,同时认为需要做好战争准备。

森:我认为他的想法是很现实的。他认为“军人必须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最坏的局面来考虑作何行动。考虑如何应对最糟糕的局面是军人的职责。“,所以他会提出做好全面战争准备这一构想。万一发生战争,那些民众以及政治家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永田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是非常严肃的。他在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到了日本,而当时的日本受到来自欧洲和平思想的影响,跟着要求军队缩编,这种情况下,一旦真的发生战争该怎么办?从那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永田内心对此持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被称作现代“精英官员”的人大概也会有着与此相似的心态吧?

森: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这4、5年日本一直在倡导”政治主导“,所以出现了”打倒官僚“或者说批评把一切交给官员打理的”官僚政治“,认为它很不好。这和当时陆军的情况是一样的,据说那时还有军人因为军靴后跟的马刺很遭人烦而在电车里被踹打这样的小故事,可见当时的军人来自社会的压力很大。只是,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的军人认为自己是精英,他们有一种自豪感,认为正是他们这些人在认真思考社会问题。

政治化的新一代


——据说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让陆军成为了革新运动的中心。您认为他们这一代有什么特点?

森:提起他们这代人,人们常常会说的一大特点是他们没有日俄战争的实际作战经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那时的他们都处于生龙活虎的年龄段。30几岁的他们工作精力最旺盛,有机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反军呼声中履行陆军职责……这些都是人们在讲到那代人特点时被提到的。

我认为他们之前的人,对如何面对政党政治这一问题少有考虑。而一战结束后,出现了战后的经济萧条,军备力量无法得到充分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陆军不得不正视政党政治的力量。然而,此时政党政治自身在社会上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于是,这代人萌发了只有自己才能打破局面的这一意识,并将其演变成了一轮革新运动。

 

——他们之前的军人在参与政治方面是受到严格制约的,然而他们这代军人却萌生了积极参与政治的愿望。

森:当进入全面战争时,军队与政治在角色划分上开始变得模糊。那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如果军队彻底职业化、只做军队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进入全面战争时,日本的政治家们能否像英法政治家们那样进行领导?他们也可以考虑把领导权托付给政治家们,但问题是日本的政党政治家们真的靠得住吗?最终,他们认为军队对政治家和民众所能做的就是普及工作,让他们了解军队应有的状态、军队的思想以及组织结构等情况。而这,导致了军队的政治化倾向。


由“山县”走向“体系”


——据说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陆军中央有一个人事体系,在该体系中担任军政职务者占优势地位(参见“《日本为何走向战争》谋划掌控人事权利的一夕会”第5自然段——译者注),目的在于对参谋本部实行控制。我想问一下,为何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

森:参谋本部曾有过一段我行我素的时期。为了对其进行控制,明治时期形成了以山县有朋为中心的、被称作“山县派官僚阀”的陆军精英集团,该集团对参谋本部实行人为控制。陆军省中央职位均被山县派占据,参谋本部也被山县派官僚阀所掌控。

然而,1922年山县有朋去世后,这个组织出现由谁来掌控的问题。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也刚好进入政党政治的黎明期。作为政党内阁一员的陆军大臣,为了与政党内阁保持步调一致,建立起了一个能左右得了陆军——换句话说就是以陆军大臣为中心、位从军政职务者享有优势地位的——人事体系。而那些在陆军省里得到锻炼的人便沿着他们职业道路和职业生涯规定的路线行进,并在这过程中累积处理军政事务的经验。这就是该体系的运作机制。

相对于这样一个体系,参谋本部则更加强调军人应自己掌握独立统率权的想法。他们认为军事不应受到政治干预,军队即使在内阁面前也应保持独立。陆军省方面认为必须抑制参谋本部的这一势头,以把军队打造成一个能与政党政治相匹配的组织,所以一直控制着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是如何看待那些人事惯例或者体系的?

森:他们认为自己受到虐待,并找机会声张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当时陆军实施改革的重点放在兵力(改革军制,对人员和装备做再评估)上,而参谋本部的想法是希望把军事作为中心,反对缩编,尽可能保存兵力,他们还感觉到政府和陆军省通过党利党略来指导军事。参谋本部的人几乎没有从事过与政治相关的工作,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比起考虑政治问题,更容易把视线落在军令或者作战问题上。

如果政党内阁决定出兵中国大陆、或者利用政党的党利党略来支配军队,就会引起他们强烈反抗。但是,站在军政立场上的的陆军省则想配合政党政治。于是,参谋本部及中国驻屯军与陆军省之间产生了对立。

 

——他们想改变的那个人事体系,是不是类似于人事上的一个金字塔?

森:是的。是一个以军政(陆军大臣)为中心的人事金字塔。参谋本部派系的军人主张军事不应受政治左右,也就是说陆军自我管理,不能由着政党随便调遣。另外他们认为政党不能以没钱为理由随便削减兵力。所以,他们考虑将陆军省那些被他们视作与政党合作的军人从陆军中央排挤出去。

 

——是体制本身让参谋本部派系的军人感到压抑吗?

森:他们觉得陆军省的高官自以为了不起。陆军省的军人们认为,自己为了全面战争而与外部协调,承担着军政工作,自己是最重要的,而参谋本部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在调动军队和兵力上,自己才是专家,不能让别人随便指使。所以双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关东军组织


——引发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时任事发地驻军参谋,他们所属关东军组织内部,为何敢作出如此大胆的举动?

森:一个原因是因为军队组织和民间组织有根本性的不同。当时军队组织中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好的司令官应该是那些只需稳坐不动、对着随意行动的参谋说‘你们自由行动吧,所有责任由我承担’”,那种司令官才叫优秀的司令官。

还有一个,关东军组织在当时没受到重视。担任当时参谋上级的是三宅光治参谋长,他优柔寡断,没能力控制军队,他的人性弱点在人事工作方面也表现了出来。这使得他手下那些参谋们可自由行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时关东军的职责仅限于守备关东州和南满铁路沿线,兵力也只有一万人左右,这样一个组织不具备对外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如果放一个无视人事级别制度的上级领导在那样一个地方,反而会让驻屯军与陆军中央间的对立、以及驻屯军不安分的表现,在军内军外暴露无遗。这在当时一个对陆军颇有微词的社会环境里,是无论如何需要避免的。我想当时陆军首脑大概就是基于此种考虑而将三宅这样一个人安排在了那个位子上的吧。

 

——关东军组织无法控制年轻军人的暴走,是不是也意味着陆军中央管理机制对关东军无法发挥作用?

森:应该说陆军中央没有想到关东军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做出那样的事情。如果知道会那样的话,我想他们早就会采取对策。毕竟当时张学良军队有二十万人,关东军是一万人,在那种情况下谁也无法料到关东军会挑起事端。当然现在我们会想,那时的陆军中央为什么会管不了之类的问题,但是,有些事就是那样——防不胜防。

 

——您能想象一下永田铁山当时在听说这事的时候,会是何种心情吗?

森:我认为他大概会想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当口。据说永田自己也考虑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满洲问题。但这不是仅靠陆军就能完成的事,也就是说必须在内阁同意后才可实施,所以我想那时他正在找时间做准备,处于计划阶段。而这个时候石原跑出来,把事情硬拽着往前走,这一举动无疑打乱了永田的计划。正因为永田多少也曾察觉到石原他们有不安定的表现,所以他肯定是非常后悔(没能阻止事情的发生——译者注)的。

 

荒木贞夫的提拔


——陆军组织对于事发地将校们发起的那场事变(满洲事变——译者注)是如何理解的?

森:陆军组织内部有很多等级、级别,职位也都各不相同,所以很难用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陆军上层认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得想办法收拾局面、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当然也有人考虑到日本军队在二十万人对一万人(中国兵力与日本兵力的人数——译者注)的劣势下作战,故而采取积极拥护关东军的立场。还有像永田那样举着法规令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人,在这些人看来即便事已至此,规则还是应该遵守的。

从总体上看,陆军组织是一边收拾局面一边追认这一事件。他们想维持现状,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是,如果承认这是陆军不光彩的事,陆军组织自身就完了,所以他们觉得不可以承认。


——尽管对外不能承认,但他们内心很明白这件事说到头还是件不光彩的事……

森:当然是不光彩的,前所未有的不光彩,毕竟是军队擅自过境并自说自话地挑起战事。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会交给军事法庭处理,但关东军有个堂堂正正的理由就是保护日本在华居留民。所以,陆军组织将这一事件解释为“以正当理由打开局面”、“一举解决满洲问题”等这样的说法。我认为他们是想平息风波,同时加强对关东军的管制。


——之后为了稳定陆军组织,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走马上任。这个人事安排照以往惯例来看是不可能的,难道那时的社会氛围必须得这么做吗?

森:在整个陆军上层人物的头脑中,应该都认为必须对关东军进行控制,而关东军根本不理会。陆军上层之所以想法掌控关东军,是因为关东军的举动把之前陆军组织希望以军政体系控制的东西全都给否定掉了。所以,荒木贞夫——这个在关东军和参谋们中都享有极高评价的人物被推到了大臣位子上。也许陆军中央认为通过这一人事变动,就可以把满洲事变的主动权给掌控住吧。换句话说,他们对荒木充满了期待。

 

——荒木身上有值得他们期待的地方吗?

森:他们也许认为荒木和政治没有瓜葛。荒木作为参谋本部的人长期从事的是军队和军事(统帅)工作,所以或许可以指望他来掌控关东军。陆军中央考虑到关东军如果继续擅自行动,可能会把日本从国际联盟中给拽出去,使日本外交陷入窘境,因而对荒木这样一个人物充满了期待,而这个期待结果却大大地落了空。

      原本是在危急关头出来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荒木,他所设想的一套陆军改革方案反而把陆军组织本身变得更加荒唐。谁也没想到他的改革会是这样,指望他能控制住关东军,但相反他却煽动关东军,从后方给予关东军以支援,这使得满洲事变进一步扩大。

 

 ——荒木毫不顾忌地实施了带有派系色彩的人事安排,人们管这叫用人唯亲式的人事安排。您认为他究竟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要这么做呢?

森:他没有任何军政经验便成了一名陆军大臣,陆军大臣不仅需要参加内阁会议,还要考虑议会对策。这些工作和他以往的经验毫不相干。而且他身边也没有懂军政的参谋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而另一方面,对这种议会场合极为稔熟的陆军省军人又是荒木最讨厌的一伙人,所以他也不愿意和他们商量,在这种情况下,荒木需要让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人就任要职,以巩固自己的周边。采取这一措施可以保证自己今后不至于被从权利顶峰驱赶下来。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非常时期用来扭转乾坤而被推举出来的陆军大臣。因为在满洲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旧做他的陆军大臣。发生五.一五事件的时候,人们都认为荒木陆相会辞职,但他还是没辞。

 

——1932年8月,在荒木大臣任职期间,关东军上层有过人事变动。那个人事变动相当暧昧,搞不清楚责任人是被撤换了还是被提升了。为什么陆军中央对原本该处罚的人,无法做到果断开除?

森:满洲事变让当时国民一起都搭上了顺风车,这使得满洲事变的结局峰回路转。于是,陆军中央自己也开始说,要把满洲事变当做一个既成事实来对待。整个日本都默认了这一事实。

      就这样逢满洲事变一周年、两周年,日本都举办纪念活动,满洲事变因此而成为日本打破困难和外交僵局的一件大事,成了值得民众们纪念的一件事。而这件事的英雄则是板垣、是石原、是关东军,所以如果在1932年8月这个时间点上所做的人事变动公开宣称是“撤换”的话,就等于承认陆军中央对满洲事变持否定态度。所以陆军中央不得不以婉转的态度来处理这一人事。我认为这确实是陆军处理该人事问题时消极和不妥的地方,但为了维护自身组织也有其不得已处。

      陆军中央希望通过人事变动来亲自控制事变的发展,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事实上,无论站在周围人的角度还是站在组织内部角度看,他们的这个人事变动都无法让人看出他们有那个意图,所以这又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关东军和天津军


——满洲事变后,中国驻屯军中的天津军开始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您认为在这妄断、擅行的连锁反应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一种背景?

森:我觉得现在的官僚机构和当时情况是一样的。陆军组织内部一旦形成一个惯例或者常规,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如果和前面一样、采取的是同一行动,则后面的事情也就不能受到惩罚,而应该被允许。在中国问题上成为事情开端的便是满洲事变。

在当时天津军里,有人对关东军行为表现出厌恶,认为”关东军原本是一支铁道警备队,满洲事变后理应守住满洲,防止苏联入侵,怎么就跑到中国来了呢?“,然而关东军却摆出一副”把这里交给我们”的态度。

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日本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把横亘在中国和日本间关于满洲问题的这一悬案交由驻屯军去解决,所以满洲问题不是陆军中央与政府间进行交涉的问题,从表面上说是通过让驻屯军与驻屯军之间产生小纠纷,使问题在他们之间尘埃落定  。关东军是当地的当事者,自然拥有它自己的发言权。


去派系色彩


——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件,派系争斗达到峰值。之后在人事安排上,就有刻意回避带有派系色彩人物的倾向,他们尽量把与派系无关的人安排在陆军中央职位上。如果说因矫枉过正、过分在意去派系色彩,反而导致问题发生的话,那么您认为哪些事情是这样的呢?

森:陆军省里安置了一些没有军政业务经历的人,他们不具备陆军人事方面和预算方面等的经验。即使在参谋本部,也出现了因为安排完全没有参谋经验的人,而导致之前组织内部形成的军政、军令模式被破坏的情况。

比如,因为中国问题遇到困难,就把之前长时间在中国就职的人调到陆军省重要岗位上担任军务局长等职务。这一人事安排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和派系没关系,加上他曾在驻屯军中任过职,所以就认为他也许能搞得定驻屯军。这样的人事安排和以往人事安排的构想很不一样。其结果是,以往那些具有军政经验的人通过军政逻辑以及军队与政治间的平衡来控制军队的做法遭到了破坏。


——把党派色彩较淡的人召集到一起是一个失策吗?

森:任用党派色彩较淡的人这一要求是来自于下面的意见,接受这一意见反而使“以下犯上”的情况加剧,结果酿成重大失误。

 

——任用了党派色彩不浓的人后,对工作经验就不再重视,这对人才枯竭有很大影响吗?

森:我认为是的。陆军省的人调到驻外军队,参谋本部的人调到陆军省,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这就使得组织身份变得混乱。从人事角度来说,也无法再重用有丰富经验的人。然而,形成一个人风格的往往是人生阅历,所以如此一来,这个所谓的”风格“也就变得无法把握了。


不想成为丑闻


——驻中国当地军队中有两支彼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军队,它们是天津军和关东军,关东军的存在是为了防止苏联。陆军为了阻止关东军进入华北,通过增加天津军人数作为制动。原本如何控制当地军是属于人事指挥上的问题,但结果却利用组织内部的平衡手段来扭转事态。

森:如果把这种做法归结为陆军的软弱,那么话也就止于此了,但如果往问题内部深究,就要像前面所说的,对当事者采取处罚,那么这就会被媒体大肆报道,也就会引发满洲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疑问,比如,为什么要处罚当事人?莫非关东军和陆军中央想法不一致?这样一来陆军组织势必会受到攻击。从上世纪20年代到那时为止,陆军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受到批评,所以非常害怕来自于外部的责难。

面对这件有可能导致丑闻的事情,陆军组织不想再被指责,他们设法要让自己的组织生存下去。陆军中央既想掌握对军队的主导权,又不想让事件成为军队的丑闻。他们很希望能对责任人进行果断处罚、告诉人们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如果这样,陆军的表态就很值得评价了,然而,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就算牺牲组织,也要对责任人实行重大处罚,对关东军之前的行为采取否定态度,这样做的结果等于让陆军大臣或参谋本部的头头(时任当时参谋总长的是皇室成员)来承担责任。这是必然的。对于上世纪20年代的出兵以及不光彩的事,无论大臣还是头头们,他们都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让上面的人承担责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改为让下面的人来承担责任。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苦肉计,设法让关东军就此抽手。

 

——石原莞尔在回顾当时情景时说”如果利用统帅力进行阻止就好了“。您认为这在当时有可能吗?

森:石原说的话听上去貌似有道理,但我认为从他这个发言可以看出,他大脑里对陆军组织处于怎样一个状态是没有概念的。如果真能做到石原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不管是满洲事变还是石原自己干的事就都可以通过统帅力而被控制住了。

 

——事实上增派军队这一行动导致中国发生激烈的抗日运动,结果又引发了卢沟桥事件。像这样的失算为什么会在陆军中反复出现?

森:这是陆军最大的问题,陆军内部对此进行严肃处罚的律条很不完善。举一个早期的例子甘粕事件(1923年9月),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作为陆军军人的甘粕正彦大尉绞杀了无罪的人,那时对甘粕大尉和戒严司令官福田雅太郎等进行了处分,而田中义一陆相却完全没有因此承担责任。甘粕大尉之后被释放,后又参与了满洲事变计划。炸死张作霖等事件也是这样。陆军就是这样一个在需要为不名誉事情承担责任问题上态度含糊其辞的组织。就连导致不名誉事情的责任人也可以复职那样,就算大家都认为是组织内部不光彩的事,陆军在严惩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仍旧是不明不白,所以陆军组织有着敷衍搪塞的特质。 

武藤章军务局长


——1937年日中戦争爆发,日本军队在陷入泥淖化的形势下,武藤章被提拔为军务局长。在这之前持强硬态度坚持战事扩大化的武藤,那时开始主张尽早解决日中戦争、避免引发太平洋战争。在他想法出现戏剧性转变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种背景?

森:武藤在中国大陆大约作战两年,回国后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对当下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完全不了解”。所以回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当时他可是一个军务局长的身份。其实,外派驻军和陆军中央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当地驻屯军的军人只考虑如何鼓舞士气打胜仗,而不会去看各种报纸来了解国内政治情况和国际形势。

当时是阿部信行任首相、畑俊六任陆军大臣,他们事实上都是通过昭和天皇的人事介入走马上任的,所以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了解天皇意思的人,他们知道天皇正在设法解决日中戦争问题并寻找解决途径。这样的信息无疑也传到了武藤的耳中。也许因为这一背景,所以武藤觉得必须为这件事做点什么。

——军务局长这个职位,要求必须有冷静的思考。

森:当然。这个职位上的人必须掌握包括军事在内的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事,自然也就需要有大局观。

军务局长是部局级中最重要的职位,以前曾经被山县官僚阀独占,后来陆军大臣委派那些辅佐自己的军人来担任。

——我觉得不仅是军务局长,那些曾经在中国当地作为强硬派的人,在回到陆军中央后也开始变得冷静,很多人由战事扩大派转变为不扩大派……

森:刚才我说了,军务局长这个职位本身要求它与政治发生关系、要考虑预算、考虑外交,这就等于必须纵观全局,由此他们会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一味坚持陆军的作战要求,真的可以吗?”、“整个国家的预算可只有这点"。在这之前他们也从未考虑过美国会站出来或者英国又怎么样之类的问题。

 

——武藤在担任军务局长的时候,他采取一边分阶段减少支那派遣军、一边探索解决日中戦争问题的途径,这个大概是在1939年的秋季。那时实际减少预算的事情都要提交到御前会议上讨论了,但却受到当地驻军的强烈反对。照理说当地军对于日本陷入泥淖战应该会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他们还坚持这一强硬立场?

森: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军队的士气。如果退却,士气就会降低、军队就会乱套,所以他们把攻击看得很重。另外,他们认为“如果打到这个地步,蒋介石兴许就会认输”,所以带着这个期待,他们常会提出”增兵“要求。

随着作战进程的推进,他们会把这样的句子挂在嘴上——之前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出了问题,如果怎么怎么的话,就可以如此这般打开局面。比如宜昌作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们说”从宜昌这边对重庆施以猛烈一击,就一定可以从根本上让重庆遭受打击(当时蒋介石政府已迁往重庆——译者注)“,而结果他们的意见被通过。即便武藤确实想通过撤军来寻找解决日中战争问题的途径,但在他头脑中仍旧有一个前景在诱惑着他“也许给对方以一击就能达成讲和目的”。没有别的办法会比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目的来得更好。只是,通过大局认识和判断这一情况需要来自政治上的力量,我认为很大一个问题是当时没有政治家能提出“逐渐减少兵力”这样的意见。 

 

——陆军中央那边,西浦进提出过比较冷静的意见。

森:西浦对预算非常了解,正因为他对情况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可以对此进言,但这样一来,又有人说他“你对作战现场的情况又不了解”。

 

——原本应该从金钱这一现实角度来考虑战争问题,但就因为对现场不了解这一理由,他的意见被置之不理。

森:(除了这个理由外——译者添加)也有想取胜这方面的原因。陆军在日中战争初期有一种想法,就是给中国军猛施一击然后马上就退回满洲,但结果却没能做到。为了弥补这一失算继而展开新的作战,结果也没达成,然后再弥补再失败,直至陷入战争泥淖。在人事处理方面也是这样。所以也许可以说陆军是一个不肯认输的组织。

 

——您认为陆军为何会成为一个不肯认输的组织的?

森:可能和这个组织的封闭性有关。几乎所有的军人都承受不了来自于外部的批评,害怕一认输就会坏了对军队的领导,所以也无法做到通过整顿人事,从根本上来否定作战本身存在的错误。把对军人的处罚交给军人自己去办,这本身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验证“过错”的必要性


——包括失败在内,如果说从当年陆军身上可以学到点什么的话,您认为那会是什么?

森:如果说专门针对陆军来谈这件事的话,只能说那是一次很大的失败。对于这样的错误不愿轻易承认,而只是想弥补过去,于是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我认为这是陆军根本性的、很大的一个负面特质。要想克服这一点,在组织改革过程中一定不可以把自己绝对化。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的缺位。所以需要一个能培养出领导人物的组织机制。

日本陆军接二连三地犯错,然而战后过去了几十年,仍旧没有对它把日本赶上战争道路一事做出彻底批判,也没有具体反省过,比如当时的陆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等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问题。现代一些大型组织的领导也有类似毛病,他们害怕自己组织中不光彩的事被外界知道,所以回避处罚,组织改革停滞不前,人事方面无法做到把能力第一落到实处……这样的问题或多或少总在重复。我觉得当年陆军犯下的过错,即使到了现代,它只是改变了一种方式,仍旧在不断演绎。


负面色彩的组织论让日本沦陷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菊泽 研宗

 

 改革和成本


——满洲事变之后,关东军违反陆军中央的意思开始暴走,这使得陆军这个原本应该按照上意下达进行统领的组织开始乱象丛生。此时走马上任的是荒木贞夫。作为新上任的陆军大臣,他没有军政方面的经验,像荒木这种履历在之前的几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样一个人物竟然破例成为高层,您对这事是怎么看的?
菊泽:即便在今天,这样的人事安排还是会经常看到。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在认识到现状的非常规化时,会指望别人通过采取与平常做事原则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改革。正因为处于某种特殊状况,所以会认可一些特殊的人事安排。一般来说,非常时刻会通过与平时不一样的规则来安排人事。
但是,被寄予改革厚望的人物一旦登场并实际着手改革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很有人气,或者在组织内部有太多的熟人和朋友,一般说来,这样的改革会走向失败。这也是因为进行大变革会导致新体制与以往体制出现大不同,熟人当中就会有人因此受到冲击,尤其是组织内部熟人越多,受到冲击的熟人就越多。因此,如果是为了组织而进行的改革,就需要去说服这些熟人,告诉他们“你就好好哭一场算了”。但是,这样的说服工作成本很高。能立刻意识到其成本之大的往往都是那些对内部情况很了解、很有人气的人。所以,进行大改革会变得困难重重。
因此,在必须进行大改革时,也许反而会去借助那些不属于组织内部的人之手。那些与组织无关的人,他们在组织内部既没有认识的人,也很不清楚改革究竟会给哪些人带来悲惨的命运。所以这类人往往会放开手进行改革。
那么,这样的改革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有好的结果呢?未必如此。由于对组织情况过于无知,所以常常表现出对组织的无视,按照个别合理性来处事。从这意义上说,大改革是件很难的事。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作为一个起用了与组织完全无关而取得成功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日产汽车的卡洛斯.戈恩。他是来自于日产集团外的人,但他对日产进行了一场很好的大改革。组织内部反对改革的人,因为对他不了解,所以也无法阻止他的大改革。或许他们连向他讨价还价也做不到。结果是,戈恩要求公司员工全都使用英语。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例子 。


——也许当时人们认为,荒木在陆军省内部不算扶摇直上的人物,因此期待他能够推动改动。
菊泽:我想有这个原因。


——将大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感召力的人身上,这种心理是不是组织内部特有的心态?
菊泽:我认为组织内部确实会经常产生这样一种期待感 。只是当这样一种改革进入实际阶段,它会表现出它的事务性,人们也许在那一刻会冷静下来回归现实。那时,就常常可能让期望落空。然而,另一方面,我认为改革者在考虑了众人情况后,很多时候也会产生不要变革为好的想法。所以,倒不如说越是能体谅众人情况的人越有可能无法进行改革。


——荒木贞夫集众人期待于一身成为了大臣,然而陆军中央恍然醒悟时,才发现他的人事安排竟然是把那些能服从自己的、有才能的人全都安排在了自己身边。这是一个极其露骨的带有派别性质的人事安排,它又有什么合理性吗?
菊泽:带有派别性质的人事安排,绝不是只有日本陆军才有的特征,我认为即便在当今,它也是大企业中的做法之一。为什么陆军的这一情况不属于单纯的历史现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派别性质的人事安排具有其合理性。熟人们占据重要职位的话,在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无需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在决定意思的时候不花成本。在我们专业领域,把这类考虑到人事关系的成本称为"交往成本"。如果对方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无论做什么都需要一一说明、需要说服,一个话题也得讨论好几次,这种成本是非常高的。与此相比,在重要职位上安置一些服从自己的人或者旧知,则可以顺利地、不费精力地达成意思。从意思的达成到执行,其整个过程无需花费太多成本。这样做起来非常高效。比起拙劣地把很多不认识的人放在那里,认认真真地讨论来讨论去耗费时间,这种带有派别性质的人事安排会让意思的决定变得更顺利,所以它是高效的。因此,这样一种成本节约原理一定会发挥其作用。

但另一面,这种方法也具有危险性。它符合个别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仅相对于该派别或者其中心人物而言的合理性。所谓的节约成本也只是针对那个人而言,而无法保证它和整个组织的效率与合理性发生关系。当然两者也会有一致的时候。派系领导做出的意思决定对于组织整体来说如果也是高效的话,我认为这倒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时候却会产生偏离。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追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自己的派别为中心的合理性,因而便无视整个组织的效率性。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该组织的失败也非常合理。

 

——当时荒木被寄予厚望,陆军中央希望通过他能重掌军队统辖权,重整陆军组织。在要求快速收拾局面的情况下,必须作出意思决定的状况导致了人们把对未来的憧憬放到了荒木身上吧?

菊泽:也许吧。比起与一个一个的人进行公平讨论、花很多时间去达成一个意思,当然是选择一个能让意思顺利通过的朋友会更有利于意思决定的速度,而且几乎不会产生摩擦。一个组织当中,有能通过会计方式表现的成本和无法通过会计方式表现的成本两种,无法表现出来的成本主要指的就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交往成本。为人事关系而精疲力尽、或者头疼于人事关系的处理,这些都属于大成本,是时间的浪费,并因此而低效。为了节约这一人事关系上的往来成本,人们就会设法在一些重要岗位上安置能理解自己意图并和自己有高度默契感的人。

但是一旦百分之百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有可能出现相反情况,那就是导致反抗,这样一来又会与反抗自己的人之间产生巨大的往来成本。所以,做得比较巧妙的人,会为了减少这样的往来成本,特意安排2~3个对手或者敌对方的人进入到自己的圈子里来。

这样的话,以多数票进行表决,自己这方必定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可以快速、高效地决定意思,所以绝不是非合理的。在你提出的这个关于荒木的例子中,我想当时也有两名左右来自敌对派系的人得以入围。他们并不排挤所有反对派,而只放少数几个人。这样的人事非常巧妙而且经济、合理。

 

——反过来说,在非常时期重整组织机构的时候,如果考虑关系的平衡,就有可能出现非效率性,是吗?

菊泽:是的。在平衡的前提下,遵循公正平等的原则来决定意思,这会让事情从第一步开始就出现辩论,是非常花时间的事。在紧急状态下花费时间是非效率性的,所以我认为,人们会因此选择能很快出结论、很快付诸行动的方法。


“ 间接手段”的功过


——被称作荒木大臣盟友的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当时为了恢复陆军中央的统领地位,曾打算撤换引发了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三人。他的这一撤换意思记录在了日记等文件中,但从结果看,他的人事变动最终是让那些人的职位得到了提升。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毅然决然通过人事变动让陆军中央重掌统领权?

菊泽:我认为这个也绝不是当时陆军固有的、特别的做法。带有上层强烈意图的信息,其传达方式从利用直接手段到间接手段,可分为好几种,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方法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那些非常优秀的对象,可能通过间接而知性的手段就可以让他们理解事情的重大性。而另外也有一种人,并不那么优秀或者理解力较差。对于这些人来说,通过使用间接方法让他们理解事情的重大性是很花成本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采用直接处罚、直接管束的方法来令其理解领导的意图就变得合情合理。

当时陆军上层,聚集着一群很优秀的人物,这些人你说一他能理解十。当然对于这些人也是可以采用直接管束方式的,但是过于露骨的管束,也许会让人怀疑到自己处理问题的知性,因而降低对自己的评价。介于这一想法,人们便会采取知性的做法、也就是间接方法。我认为这样的制裁方法比较聪明。我想不仅是陆军,就算当今拥有很多优秀人才的集团里面,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采用间接、知性的手段。而受到处罚的一方,即便对方采用的是间接方法,也会马上读出对方的信息。比如在现在一些国家公务员中、在大学教员机构中、以及大企业的上层人物中,我认为大概都在实施这种知性的、间接的统管方法。日本军队也是一样,看上去似乎制裁手段过于温和,但其实未必真如此,也许他们只不过选择了间接传达信息的方法。但是,在采取间接手段的时候,尽管当事者之间彼此了解对方意图,而对于第三者来说,这是一种无法窥得真意的手段,所以也许会让第三者感到焦躁。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不干脆一点。

就像这样,优秀的人往往有可能一边观察对方的表现,一边采取最不花成本、自己最不受损失的方法,进行直接或间接地统管。当然,我认为即便在陆军里,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会采用这种间接统管方法的。他们同样是根据对象,有时会采取直接统管法,只有当遇到非常优秀的对手时,他们才会采用间接而知性的统管法。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种做法基本上也是按照当事者之间的个别合理性来操作的,无法保证它一定就和整个组织需要的合理性相一致。它毕竟是在当事者一对一关系上展开的个别合理性,所以对整个组织来说很难保证它的合理性。这种间接手段会无视整个组织、追求个别合理性,所以对整个组织而言,这样的手段往往可能包含有引发始料未及的问题。

 

——陆军中央认为板垣是个需要多加注意的人物,所以人事安排朝着将其从中国当地关东军中调走的方向进行。然而那些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他们向中央递交了推荐信,声称务必任用板垣。作为回应,陆军中央不仅没有把这一请求给顶回去,反而以板垣周围的人有这推荐为理由,将他留在了当地。这在之后引发了大问题。您觉得该怎么理解这一充满暧昧色彩的人事安排?

菊泽:这个非常难……。我需要不断重复这句话——在进行统管的时候,如何区别使用直接法和间接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板垣这个人可能确实是很优秀的,陆军上层对这一点恐怕也有充分认识,所以在用他的问题上会变得小心谨慎,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采用直接统管的方法把他彻底灭掉吧。他们可能认为对这样一个人,兴许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派上用场,所以没有采用很露骨的人事处罚。从人才角度考察,板垣是非常优秀的人,所以陆军上层想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应该给他一次机会。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吧。

人事调配术


 

——菊泽先生,您说领导们进行人事调配时,会采纳来自周围的推荐。这话是什么意思?

菊泽:掌握人事权力的人,也就是权力人物,如果对所有事情,都自己来决定的话,那么一旦失败,责任势必会追到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在做一个风险大的意思表决时,就会考虑一种间接机制,使得计划即使失败,责任也不会只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个时候,他们会采用多种方法。

比如说自己周围有很多人推荐某个人,只要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即使是失败,他也可以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那时大家都支持我的”。让人没想到的是,即便今天,这样的人竟也大有人在。他们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会不断强调那是自己的提案,但是一旦失败,就会制造一套机制,让责任不要落在自己身上。比如说,很多人会事先准备一个形式上让大家发言的过场,但是那个场合上别人的发言其实毫无内容,他的目的只让自己的意思得以通过。

 

——当时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掌有人事大权。然而在部下面前,对于人事上的细节问题,他基本就是一言不发,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是周围的人证实说,他那样子只是因为他担心在细小问题上说得过多让人讨厌,而影响到自己今后的前程。

菊泽:对细节过于在意的人,总好像不容易招人喜欢。某个组织的一位大人物曾说过“领军人物的大脑不能像剃须刀,而应该像砍刀“。我想即便是现在,仍旧有很多人认为像锋利的剃须刀那样的人是不适合当领导的,而要像挥动砍刀那种坚决果断的人,他们才是适合当领导的。现在人们仍旧有一种判断,认为领头人物不应过分介入琐碎的事情中。

事实上做细小事情本身是件很花成本的事,领导把精力集中于基本而核心的内容上,并对此作出判断,这样才是高效的。人的构成并非完全按照合理原则,在合理性方面,人有他的局限性,把精力放在琐碎的小事中,会花费很大的成本,我想这样的领导在决定意思和采取行动方面,低效的可能性相当大。别人也能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做,作为领导,有必要恰当选择自己的行动、并高效地完成这一行动。


代理人行为


——导致满洲事变的关东军不断壮大,之后又引发了多种问题。关东军惹人眼目的行动给周围的部队施加了影响,连它隔壁的天津军也开始“暴走”,并因此引发后来一连串的暴走。作为一个组织,违背中央意思擅自妄为,我认为这一现象说明这个组织中存在不合理因素。难道说从当地驻屯军角度看,还会有什么合理性存在吗?

菊泽:这种事情现在也很多。这是一种道德危机现象,在我研究的这个领域,它被称作“代理人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关系几乎都会成为委托方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上司和部下、患者和医者、股东与经营者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代理人关系,即委托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一旦(1)结成代理人关系,(2)因为世无完人这一道理,所以委托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并不总是一致的,(3)加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不可能做到完全监控,所以两者掌握的信息也不会对称。这三个条件如果确立,作为代理人的部下,会把自己原有的、与上司不一致的目的隐藏起来,在暗中追求这一目的的实现,这便是所谓的合目的性。从偷偷违背上司命令这点上来说,它是一个错误行为,但从追求自己目的这点上来说,是一个合理行为。最近研究表明,一旦处于代理人关系,就会发生这种道德危机现象。

这几年成为企业问题的公司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理人行为问题。它是由股东和经营者间的代理关系引发的。经营者无视股东利益,偷偷追求错误而利己的利益。这一问题也正是道德危机问题,或者说代理人行为问题。这个现象也并非是经营者的无知或者人的恶性被引发出来的问题,而是在具备了股东与经营者目的不一致(利害关系不一致),以及股东无法完全监视经营者(信息的非对称性)这两个条件后,出现的一种合理现象。

那么,如何能抑制这一情况的发生呢?从理论上来说必须事先建立一套制度,让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利害关系一致,并让他们的信息对称。所以,在发生道德危机的情况下,事先有一套彻底并严厉的处罚制度,这样一来,对于作为代理人的代理者来说,他很清楚从一开始就不要去引发道德危机,才会对自己比较有利。于是道德危机便会受到制约。对于那些不明确设立这种机制或制度的组织,是会发生道德危机的。而日本陆军的情况就是没有让本部与驻地利害关系一致、也没有明确信息对称化制度。

 

——您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东军的行动对关东军来说具有合理性?

菊泽:我认为极具合理性。驻屯军和军队中央的目的也许并非一致,而且他们之间的信息也完全不对称,所以合理地发生道德危机就变得很有可能。

如果因此种错误而受到指责,被指责方恐怕会说“难道你处于我这样的状态,不会像我一样去做吗?”。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上司无法完全监控,而且上司的目标和自己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偷偷地追求自我目标,并认为这一追求自我目标的行为是非常合理的,进而认为处于这一情况下的人谁都可能采取和自己一样的行为。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身边的事例得到验证。比如,在大学临近考试的时候,我事先对学生说“这次我出的题,你们如果翻教科书就会100%做得出,所以请把教科书带来”。考试当天,让学生把教科书带来,然后我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要考试了,请把教科书放到桌子底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考试了。假设那个时候,我对他们说“现在我去趟教研室,一小时后我回来,请大家安静考试”。这时的我和学生间的利害关系是不一致的,而且信息也是非对称的。我离开后,学生会采取何种行动呢?我估计几乎所有的学生即便知道是不对的,也会把教科书从书桌底下拿出来来解答问题。这就是道德危机。这一行为尽管是错误行为,但同时也是合理行为。当然其中可能也会有人认为这是错误行为因而不把教科书从书桌底下取出来。然而这样的人就会成为那句“诚实人是傻瓜”中的傻瓜。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翻书这一行动尽管错误,但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对于那些把取得好成绩作为目标的人来说,这一行动它具有合理性。因此,如果这一错误行动被发现的话,学生们大概都会这么说“谁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的”。这就是代理人行为问题。

 

——您是说当时关东军参谋们的心理状态也是认为这种情况下谁都会这么干吗?

菊泽: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我想陆军中央对当地状况没能完全把握,而且中央和驻屯军也不见得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

事实上,陆军中央上层人物给人感觉是些只在成绩上比较出色的精英,另外,驻屯军也有驻屯军迫切希望取得某种成果的愿望,他们之间也许存在一种利害关系上的差异或者说温差。我认为中央与驻屯军之间的利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得到调整。

除此以外,中央对驻屯军没能做到完全监控。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信息技术,所以无法做到完全监控,因此让驻屯军得以伺机而为。

更何况,石原莞尔发动的满洲事变是件影响很大的事。一旦有事例让人觉得“尽管行动是错的,但结果好就会被允许”,那么这就会引发出之后的道德危机。


——后来,果然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暴走。天津军的行动一被允许,它又诱发出更严重的行为。

菊泽:这便是几年前成为话题的成果主义。成果主义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会引发道德危机。明明是不可为的事情,但是一旦知道结果好就会被允许,那么就会有人偷偷摸摸地去干。所以说,成果主义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道德危机。

企业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引入计件制或成果薪金制后,见“量”不见“质”,这便是引发了对于“质“来说的道德危机。下面是一个美国的例子,某个经营汽车修理中心的公司总部,向各修理中心负责人下达引入计件制——也就是成果薪金制这一制度的指令。这个原本以修车为工作内容的工厂,相反不断出现故意破坏汽车然后再修理,以此获取更多修理费的下属工厂。这是一个由成果薪金制引发人类道德危机的事例。它是为了取得成果,在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出现的一种恶劣行为。

我认为满洲事变的时候,大概有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如果成功,即便是道德危机也会被允许。所以,这种氛围助长了此行为的发展。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人们会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只要取得成果就可以,它使错误行为变得合情合理。

 

——尽管合情合理,但从整体来看,其结果是不合理的。

菊泽:这种合理性说到底是个体合理性,也就是说,对于代理人来说这一行为是合理的,而它在与作为当事者身份的委托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效率达成上是没有道理的。一句话,就是个别合理性与整体合理性的不一致。

 

——这就是道德危机的特征吧?

菊泽:是的。至少对代理人行为来说是一种合理现象。道德危机是指对一个代理人来说的合理性无法让包括委托人在内整体效率的达成。整体效率的达成才能通达整个社会效率的达成。但现实情况是人无完人,一个人终究会去追求只属于自己的、利己的合理性。这个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发生在今天企业内部有关个体效率和整体效率不一致的现象。这个不是偶发现象,而是在该发生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现象。

 

——在这一情况下,人们会优先考虑眼前的利益……

菊泽: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这属于经济合理性。目标设置得很远,那么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会花费巨大成本,而追求眼门前的东西,成本就比较低。本来带着长远目光,忍耐着去追求远大目标可以最终获得好的结果,然而这中间的过程会让成本耗费太大。于是,很多人宁可多少损失一点利益,也不想在这个过程上花太多成本,认为实现眼前利益对自己来说要合理得多,因而追求眼门前的利益。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没有道理的现象,同时它又会招致合理的失败。


派系的合理性

 

——荒木陆相结成的派系成为了一股对抗势力,二.二六事件标志着这股势力造成的对立达到了峰值。后来人们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反思指出,尽管当时实行的人事改革,其目的是主张把带有派系色彩的人物,从陆军中央排挤出去,因而在人事安排上,选择了那些不带派系色彩的人物,其结果,原先在外派地的人进入了陆军中央,或者像荒木那样在陆军省没有相关履历的人进入到了陆军省,这个无视以往经历的人事安排,让陆军前途变得无法预测。像这种因为破坏传统人事惯例而导致问题发生的情况,是常有的吗?

菊泽:现在也可以看到。因为意识到了派系的危害性,因而在人事方面便选择无派系色彩的人。当然,作为理想状态,应该选择那些有组织观、民主、公平并与派系无关的人。

然而,这样的人在民主裁决时会考虑到全局、并会试图通过公平听取大家的意见来最终为该项决定找出正当性,所以达到意思决定这一步要花费的成本太大。召开会议、认真综合大家的意见、民主而公平地制定方针,这都需要承担极高的成本。如果在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资源限制的情况下也许能办到,但在时间和资源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公平、民主并耗时的意思决定从经济学上说是没有效率的。

把这点考虑进去的结果,则又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周围的人可能会意识到,因为过于强调公平和民主,而需要花费巨大成本。于是,人们就会开始逆而求独裁。既然公平民主的决定方法是非效率的,自然就会有人主张起用果断的人,即反其道而行之。

但独裁者总归容易“做过头”,采用独裁者的结果是他会独断地作出决定,而之后就会出现许多与其相抵触的人,为了说服这些人,又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如果说因采用独裁者导致的成本也很高的话,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

结果就是取公平与独裁之间的形式。我认为作为这种“之间形式”的一个表现方式,可能就是根植于“派系”性质的组织经营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派系总会存在的原因。这种形式既非100%独裁,也非100%公平与平等。作为折中,派系的存在很可能会带来高效性与合理性。

像这种带有派系性质的做法,也许从伦理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但它从经济学上来说未必可以说是非效率的。在带有派系性统治或带有派系性操纵的情况下,该组织结构中,派系个体效率和组织整体效率能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那么这个组织操纵起来就会表现出其特有的极为经济高效的特点来。只是,它依旧会经常存在不公平。但是,如像前面所说,一味追求彻底公平,反过来又会降低效率。

“派系”取的是独裁与民主这两个极端做法的正中间,也就是说,作为意思决定的一种形式或者操纵方法,它有存在的可能性。至于组织内部的人如何看待它,是觉得即便成本高,也还是让组织朝着民主化方向前进,还是即便成本大,为了高效而采取独裁方法,或者为了避免负担巨大的成本而选择独裁与民主的折中方法,我想这个大概取决于彼时彼刻出现的变化。

所以拿陆军来说,他们曾经一度去派系而搞均衡化,但后来也许觉得这么做不行,因此又重新期待强有力的独裁者来充当领导。我想他们就是这样做着周期性的重复,并在某个阶段,出现了“派系”这一非常稳定的产物。

然而,当该派系无视整体效率并采取近似于独裁做法的时候,我想可能就会出现具有破坏作用的动荡。我认为在选择公平民主的时候,有必要事先做好精神准备,因为那样做的结果未必是经济合理的,一个决定达成的过程可能会需要很大的成本。

 

 高效的“信号”

 

 ——在日本驻屯军相继出现暴走情况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东军的南下。原本应该驻守满洲、与苏联保持对峙的关东军,却以攻打北京并直指南京的架势准备一路南下。为了阻止这一势头,陆军中央采取的办法是增加驻守在北京附近的天津军人数。通过向天津军增加三倍以上的兵力来对关东军进行牵制。为什么在这点上,陆军中央仍旧不是通过人事安排来管束关东军,而是通过组织内部的力量平衡来进行抑制?

菊泽:这个作为陆军组织内部的一个行动来说,也是非常合理的。本来应该通过采取制裁措施直接告诉关东军,让关东军不要太嚣张,然而,那时的他们却并没有采取这一直接制裁手段,我认为他们是想通过间接增补天津军人数,向关东军发出信号的,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关东军不要太过分。

这对于第三者来说是比较难明白的制裁措施,但我认为关东军上层人物已经读懂了这个具有制裁意味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做法很高明,或者说它是很柔软、很知性的手法。但问题是,这种手段仅对日本军组织内一部分人来说是间接方法,对于整个组织来说它未必高效。因为这个原因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例不局限于陆军,在现代大企业中,也时常发生。

 

——在天津军与关东军问题上,因为采用了增加天津军这一间接手段来应对,结果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情绪,并导致战争的爆发。

菊泽:这个结果也是不顾及整体效率、只追求个别效率而产生的。尤其是人事问题上用到的这种间接手段,往往针对的是那些知性的上层领导,所以很难说是否会对整个军队有用。我估计那个信号恐怕只是向几个特定人物发出的,它是当事者之间的信号,其中所意味的人事方法、制裁方法或者应对方法,是否也高效地传递给整个日本军队,答案是否定的。

 

风险承担心理


——当日中戦争陷入泥淖化状态时,成为A级战犯的武藤章于1939年就任了军务局长,该职位是主管陆军省财物的重要岗位。原本在中国驻军时期以强硬派风格著称的武藤,在担任军务局长后,却成为阻止驻屯军暴走的角色。为什么随着职位的改变,角色身份也会彻底改变呢?

菊泽:这种一百八十度改变,不仅发生在武藤章中将身上,也常见于我们周围人的行为中。我认为石原莞尔在关东军的时候和他回到陆军中央的时候,态度也多少发生了变化。他回到参谋本部后表现出的是保守,而在关东军的时候表现出的则是过激。还有作为一个反例,我们可以举出英法尔战役时期的牟田口廉也中将。他最初被命令攻打英法尔时,思想非常保守,强烈反对此次战役。但是,到了战争末期,自己成了军队司令后,反而主动并积极地主张发动英法尔战役。

人的这种行为是很常见的。让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越是那些非常缜密地研究历史和军事史的历史学家,越是容易在行为上受到这种变化的困扰。这种行为上的变化,恐怕从史实或记录上进行分析也无法说明。

最近,通过对经济学或经营学领域进行研究,得出一个理论,这些理论被称作行为经济学或经济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表明,人的内心会有扭曲,在承认这种内心扭曲的基础上来分析人的行为,就会发现看似非合理的行为中蕴含着合理性。

据说作为人内心的一种扭曲表现,人在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不同状态下,会采取不同行为。人在受正面情绪支配时,心情已经处于happy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再作战、再发起什么行动,再获得正面情绪,但因为此时人本身已经处在正面情绪中,所以兴奋度不会再有太多提高。但是,在这种正面心理状态下,如再发起什么行动,一旦稍有失利,情绪便会因失望而一落千丈。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心理特点,就是心境处于正面状态时,再发起什么行动,即使成功也不会有太多的兴奋,但一旦失败则会很容易波及到心情。所以,由此我们得知,当人处于正面状态时,会表现出保守、回避风险,也就是说不会积极发起行动。因而这个状态下的人,会表现出希望维持现状的特点。

与此相反,原先持负面情绪的人则会采取相反行为。处于负面状态的人总想摆脱困境,其结果情绪也就会进入负面状态,哪怕再遭遇失败,因为情绪本身已处于负面状态,所以似乎也不会再有太大落差。但是一旦取胜或者获利,则会兴奋异常。因为这个原因,处于负面心情的人往往是冒险家,这类人会去做些多少带点危险的事。

根据这一行为经济学事实,我们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用来说明投资者的行为和赌徒的行为。他们在取胜的时候,往往不会再去搏一场,而希望尽快结束。但是,失利的时候,就希望“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其实,这种行为在经济心理学上是合理的。

根据这一行为经济学理论,我推测,无论是石原莞尔还是武藤章,原本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在被派往前线这一问题上,大概多少是有不满的,也就是说可能处于负面情绪中。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冒险家心态——发起行动,即便失败也就是那么回事,但如果成功的话,喜悦会大增。结果,两人回到了参谋本部都无一例外地就任了要职。这种情况可能满足了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的心情转化为正面。这时的人们会回避风险,变得保守,这在经济心理学上是合理的。从这层意义上说,他们这种行为的改变也许属于人类典型事例。
牟田口廉也中将也是这样,当初也许因为打了胜仗,所以心理上变得不想再冒风险投入英法尔战役。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局势变得艰难,他的心情也开始转入负面。于是他会想,这样下去就算是打败仗,那时的心情也就是和目前差不多,但万一打赢,则是一件极幸运的事,这样他内心也许因此就发生了巨变,成为了一个冒险家。
这一新理论不能说它涵盖所有情况,但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合理解释一些看似奇怪的行为变化。

 

人类自己造就的“社会风气”

 

——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陆军组织选择强行政策的当初,军人们对他们当时的行动采用了这样一种说法,“妥协于当初的社会风气”,“随波逐流了”,也就是说,当时的官僚或者精英们认为自己无法抵抗得了某种类似于空气或水流一般的东西,对于这样一种心理,您是如何看待的?

菊泽:“一开始就有那样一种社会风气,所以我也就顺应了这一社会风气”,对于这一说法,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没有什么一开始就存在的社会空气。我认为社会空气是人自己造就出来的。

每个人都经常打自己的小算盘,计算得失,最后得出结论“不说为好”“不抵触为妙”,于是大家沉默,仅此而已。当独裁者说“该向这个方向前进”时,尽管知道朝着独裁者指出的方向前进会对组织不利,但因为考虑到个人得失,认为还是不说为好,并在这一点上与周围达成一致,结果便是大家都保持了沉默。这是一种该受良心谴责的沉默。这就是“社会风气”。头脑越好的人越擅长算计,并且其结果也往往可以和周围达成完美的一致。所以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社会风气,依旧属于推卸责任。失败的原因不是社会风气,而是每一个人都打自己小算盘的结果,是无视整体利益、只追求个人合理性的结果,它的最终结果导致了“社会风气”。

 

——您是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越是精英越容易受社会风气影响、越是无法抗拒社会风气,但其实这些精英事先都做过缜密算计?

菊泽:是的。我认为越是精英算计得越快,瞬间就能算出利益得失。在组织中获取了相当程度地位的人,他们必然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那个时候我想他们也一定会盘算利益得失。比如有一位独揽大权的会社社长,我们假设他为今年制定了某项方针,尽管在场的人明知按这个方针进行会引发不正之风,但是大家都会在心里盘算,如果自己提出说“该方针会带来危险”,到头来对自己究竟有没有好处。而如果大家都认为,提出这一点会对自己不利,那么整个组织就会按照独裁者的意见运作起来。所以,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一种原本并不存在、而是通过大家盘算后被造就出来的东西。

 

——这么说来,反而是那些不去理会社会风气的人变得重要起来了。

——是的,也许有这样的人也是件不错的事。但我希望最好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经过彻底盘算后,得出的结果即便认为不去反对会对自己比较有利,但仍旧不为这一结果所缚而敢于起来反对的人。他们最后所要的不是利益得失,而是正义和勇气。“明知道我这么说了,绝对得不到提拔、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但这个时候我还是必须得说”,也许社会确实需要这种正义感、勇气或者说某种哲学。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在社会上有那么几个的话,可以对恶劣的社会风气起到破坏作用。


向内理论·日本陆军的错算 历史学者  爱德华·迪亚

 

诱发卢沟桥事变的因素


——1936年春,日本陆军中央尝试控制关东军势力,因而转为增派天津军。我想听一下您关于这件事的看法。
迪亚:1932年后,由于关东军持续不断对中国华北地区施加压力,东京陆军省决定采取行动阻止关东军这一举动。我觉得陆军省当时并非完全是出于反对关东军行为,而是认为所有军事行动都应该针对他们的敌人苏联而去。

然而关东军野心勃勃,他们非常好战。军队当局为了平衡进入华北的关东军影响力,因而加强了自1901年起就驻扎在华北的支那军这一中国驻屯军(天津军)兵力。尽管在兵力上发生了变化,但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包括将校在内的兵力大约为1700人。他们的第一任务是守护北京和海上通信线路,保护该地区日本国民以及领事和外交设施。东京方面希望通过加强他们的力量,把关东军阻挡在长城以北。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上奏天皇,将向该地区增派驻屯军,使驻屯军人数由三倍于原来人数的6000人升至为了7000人。

天皇尽管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提醒军队在采取这一行动时不可过于张扬,所以军队当局在这件事的运作上很谨慎。1936年4月,在得到内阁公认的情况下,军队成立了第一步兵连这支新部队,它成为增兵后中国驻屯军的基本构成,然而它却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问题。

首先,向华北——这个已经因反日情绪而成为纷争火种的地区,增派三倍于原来兵力的军队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问题,其次,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把这样一支部队安置在哪里。中国农民以及居住民对于派更多日本人长期盘踞中国领土已经怒不可遏。
条约规定日本军只能待在国际部落,但是这个部落太小,所以日本人只好把驻屯军分成小规模部队,散落在国际部落中。其中的一支驻屯军,偶然被分在了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卢沟桥附近。但是,因为日本人把部队拆零安顿,这就发生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混杂在日本控制范围内的情况。因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日本在对这支特定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上就变得困难起来。
军队所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让谁来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官,而结果又实在令人叹息。被选为连队长的是牟田口廉也,被选为第三大队长的是一木清直少佐,两人在对中国问题上均持强硬态度,且都属于行动派,不是能够静观事态变化的人。
牟田口是个情绪冲动、直性子的人,换句话说,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立刻动用军事手段的人。日本军当时通过把他们和更多的驻屯军安置在这里,已经阻止了这个区域不断增强的中国共产主义影响,与此同时也压制住了自满洲事变后不断膨胀起来的反日情绪。
日本军从东京运送来了尚未成年的招募兵,这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把日本东北部的农民和住在东京等都市里的男性混在了一起。军队一般不会作此安排。但是,日本军通过这一编制保证了充足的人员,并展开新的战术。
牟田口的任务很繁重。他必须在国外的领土上、并且是在一群充满敌意的中国人当中,对这样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部队进行训练。但是牟田口不畏艰苦,以一名专职军人的态度对部队成员进行训练。牟田口每晚进行野外演习,这一情况引发了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摩擦,骚乱也变得多了起来。就算当时日本人并没有破坏东西、伤害对方的意图,但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让人讨厌的事情。
到了1937年夏,这种紧张度骤升,于是牟田口允许训练中的军队配备实弹。在突发卢沟桥事变的37年7月7日夜晚,他们随身携带的便是这样的实弹。
一木少佐发起了他作为日军指挥官理所当然的反击。一木为了彰显主导权和主体性,引发强有力的、带有攻击性的大炮。牟田口支持一木。牟田口想发动全连击溃中国人,但是被上司河边(正三)阻止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中日之间展开对话,但结果谈话失败,并发展成事实上的全面战争(日中战争)。

当时日本派兵驻扎在中国,这和中国本身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可能正如后来桥本群中将所说的那样“就算1937年7月这一事件得到解决,之后还是会有别的事件发生。”只要根本问题没解决,就不可能防止惨事的发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日本的扩张政策,是他们想恢复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妥协点。

对己有利的解释


迪亚:日本陆军认为,中国是日本各项对苏军事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国家。日本兵器的供给需要中国的天然资源,日军希望免费并无限制使用中国的天然资源。起初他们认为仅满洲的天然资源就足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关东军继续挺进华北以及日军主张坚持留在中国的理由之一。
当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各有自己的假想敌,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战略。海军备战美国,陆军备战苏联。陆军重视中国的理由就是它拥有的天然资源。一旦展开军事行动,与苏联交战,那么满洲势必会成为战场,这一战略翅膀如果打开,很可能中国会对这一带构成威胁。所以,军队领导之间时常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他们考虑如何处理这一打开后的阵营侧面以及中国。
而陆军在这之前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展开激烈进攻。因为这样中国就会认输,就会同意交涉并坐下来谈判,然后一致对付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陆军,甚至海军以及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爱国心认识不足的外务省,对此都负有重大责任。
然而,陆军对每次发生的反日暴动都依然将其视作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煽动来进行责难。陆军不承认他们自己是造成这一乱局的原因。甚至连日军中的中国专家也得出结论认为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对革命理念的背离导致了民怨。
 另一个必须记住的事实是,当时的日本人好也罢坏也罢,对军队是给予支持的。至少军队通过满洲事变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活动(1931~1932)实际上掌握了满洲的实权,并得以向其国民展示了它作为军队的存在感。军队的作用毫无疑问高于了政友会和民政党。那两个政党在众人眼里除了彼此争执不休外,什么也没做。正因为这个原因,军队至少向众人表示自己毕竟做了些事,在严酷的经济不景气和极为贫困的情况下,使军队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军队在获取国民支持这点上表现得很智慧。
满洲应该是日本最大的安全阀,是日本的生命线。1931年满洲应该首次成为了日本的生命线,但这对日本人来说还是毫不足道的(这里的“1931年”指的应该是满洲事变——译者),也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军队领导希望陆军作为一个机构能够采取一系列行动和姿态,他们想守住这所有一切,实际上那也是他们需要守住的。而产生于日本国民意识中的军人形象,又给予了战前日本陆军以巨大名誉和权力。


绝对服从

 

——您认为对战争进程有影响作用的日本陆军组织,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问题?

迪亚:大日本帝国陆军组织是二十世纪一支近代化军队。在它翼下有连队,连队下面有步兵大队,步兵大队下面又有中队,是一个标准的师团结构组织。日本的这一组织与众不同之处是,各师团下不是三连队式的三单位师团,而是四连队式的四单位师团。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与俄国作战会需要更大的连队。这一设计不仅仅是为了把牺牲人数控制在设定范围内,还考虑到当这样的牺牲人数出现后或出现时,也可固守阵地。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小连队这样做出牺牲的人力,综合部队就无法维持持续的作战。

要想了解日本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知道他们对新入伍兵的训练方法和对新兵的教义。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军,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们都会把重点置于战争中看不到的那部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精神主义,也可称其为大和魂。但这种精神是克服物质匮乏的一种人为决定。日本人这种“日本式精神”和“独特性”、以及国体概念和牢固的皇家系统思想,在士兵被征兵入伍前,就被列入教育制度当中。而这些概念在陆军中则得到更大程度的强化。

 上世纪30年代,通过荒木贞夫大将等人的努力,陆军由国家军队的国军变成了天皇军队的皇军。所以军人都得为处于顶峰的天皇效忠。来自将校的命令即为来自天皇的命令,必须得服从。所以他们首先建立起了绝对服从这一制度体系。

另外,在战场规则中写明“禁止一切后退”。这句话意味着士兵必须在阵地战斗、战死。一旦没有得到许可而后退,将被处以死刑。

这个对军队来说也许是绝好的,把这样的军队布置在中国前线,并不断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攻击,不惜一切打败中国人”,那么士兵按照这样的指示做出相应反应则毫不奇怪。军曹、曹长他们只是按照自己被训练、被教导的那样去训练和教导士兵罢了。他们成为了出击、夺取主动、施展暴力的达人。

 然而,组织并训练军队的人,他们相信这种坚强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会这么想,那是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常常面临人员方面的不利条件,而保持顽强精神成了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法。所以每一个个体如果不能舍身尽责,就不会有获胜的机会。这种精神常常存留在他们的头脑中,并影响到他们的士兵。


只要有兵力……


——1939年到1940年间,日本已经做好了缩小中国战线的准备,但是参谋本部最终却选择了扩大战线的道路。日本究竟为何偏要作出深陷泥泞的选择?

迪亚:1939年初的时候,日本一般幕僚都已经很明白,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陷入了胶着状态。37年到38年间展开的多场军事行动,其当初目的是为了占领北京、降服中国。然而,日本陆军虽然占领了北京,却没能让中国降服。于是,日本进军上海,造成大量受害者,之后,又进军南京。日本陆军以为只要攻陷敌方首都,战争就能结束。然而战争不仅没结束,反而犯下了20世纪最为恐怖的战争罪行,并促使中国人发起更大的战斗。

接下来,日本陆军下决心要包围并摧毁中国野战军,无奈中国国土过于辽阔,日本无法准备充足的军队来达成这一目的。1939年陆军走到了尽头。

日本失去的士兵少算也有25万人,然而这样的努力化作了泡影。日本本土对陆军的这种“工作”感觉毫无意思。因为结果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是他们自己的儿子,而且这些人的死没有得到回报。尽管那时生活状况还没有到“浪费是最大的敌人”这一步,但是国内已经开始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不足。那时的日本面临着严峻的情况,让人觉得那是一个完全见不到阳光的国度。

在这样一种弥漫着无力感的时刻,陆军又再次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了下一步。他们说“战争总会伴随牺牲,目前情况是必须重新编制与苏联作战的部队,并实现现代化装备”。可是,这样的军队上哪里去找呢?当时日本军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中国战场上。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他们的要求,面对即将到来的对苏战争,他们必须立刻开始重新整编军队,这也就意味着要把军队从中国撤走。

东京那些面对着书桌写写弄弄的参谋将校们对此很能理解,而中国前线那些头发花白的司令官则完全无法接受。所有战场上的指挥官都这么说“我一直在追赶他们,但就是缺少把他们全部歼灭的充足部队。只要给我增援,显然就能结束这场战争“。

1939年,蒋介石展开进攻。而那时连日本司令官对中国战场上的战斗都感到非常疲顿,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进攻,这让日本防不胜防。当地司令官说“中国军斗志满满,要想打败他们需要更多的部队”。

1939年野战军司令官的想法是“现在才是打败中国的良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二战爆发了,欧洲力量分散,而且美国在欧洲有他自己的问题。现在对我们来说正是绝佳机会,所以给我们再派些部队过来。“对于这个要求,幕僚们则持怀疑态度”派军队给你们,你们能完成什么目标?还有,派送军队就能实现你们的军队现代化吗?“从他们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般幕僚和战场上的司令官不仅在努力应对中国局势的变化、还在努力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

1940年5月法国被攻占,在中国的日本军大受鼓舞。进攻中国的军队认为“现在的话定能取胜,因为现在谁也不会介入进来,苏联无法支援中国,美国也无法支援。我们一旦切断缅甸公路(援蒋路线),英国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我们就能取胜。而法国也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我们来说是绝佳机会,赶紧派部队!“

进入夏天,战场的司令官再次要求“如果派送足够的部队过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能搞定。新第十一军司令官正在计划攻占中国首都重庆附近的宜昌."按照他的计划,日本准备在那里建一个空军基地,通过炮轰重庆,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降服。

那时在中国国内作战的人都在摸索如何摆脱现状,而他们认为欧洲战场正好为自己提供了这种方法。但东京一般幕僚和战场的司令官之间关系常常很紧张。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存在一个组织上的问题,那就是前线军官拥有战场上的指挥权和特权。前线的指挥官握有主导权,他们必须在战场第一线承担起所有责任。他们接受这个训练,在幕府学校也受到这样的教育。

所以,参谋和前线作战的人之间这种不和谐没有完全消除,当然这在所有军队都会发生。对于参谋们来说他们承受着前线持续不断要求增兵的压力。


前线指挥官的暴走

 

——关于这个不和谐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迪亚:我认为日本军队给予前线司令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种很特殊的东西。这点最重要。其他所有军队的幕府(参谋——译者注)几乎都把约束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前线司令官的权力很有限。参谋总长是下达最终命令的人。但日本军队不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参谋总长一旦下达命令会让对方面子受伤,所以避免这么做,我认为在这问题上日本人可能存在一种和解精神。另外将士的人脉关系也和此有关。担任参谋中的很多人,十四岁开始进入专门为入伍而设的学校,然后进入幕僚大学(陆军大学校)。英美苏等国军事幕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一般出来后是少佐,积累了丰富经验。日本则是大尉,尽管是精英,但缺乏经验,相当于现在的东大生。他们在将校中的比例很小,大约为2~3%。进入幕僚大学是一种跳龙门,那是为今后升职打下基础。所以,他们之间彼此都很熟,不会发生纠纷或者拖后腿的行为。有了问题他们一般都会采取商量的态度——“这个问题麻烦您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么做不行吗?”“还是不要这么做的好”。我认为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并不太好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其力学上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是怎么评论的呢?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队发生判断失误的吗?

迪亚:上级对部下态度过于温和,一些说明在含糊其辞的情况下就被接受,所以会出现给予对方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些上司在缺乏具体性的状态下接受了不严密、不明了的计划。他们不是直截了当批评对方的报告不妥当,要求对方必须给自己一个更为妥当的报告,而是说“你觉得这么做会好吗?”,另一个则会说“当然,我认为很好”,我想他们就是这样彼此交换意见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采取了一些糟糕的行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军队在缅甸发起的行动以及英帕尔战役。这又是当初率领第十五军的牟田口发起的行动。牟田口拒绝向他上级河边汇报自己的行动,而对于这一点河边也拿他没办法。他们就是这样玩着作战游戏,直至出现悲剧。这两人相识于1937年中国战场,44年又碰到一起。这种前线司令官和一般幕僚以同样搭配再聚的情况在日本军队并非少见,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不点名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


前线指挥官的暴走

 

——关于这个不和谐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迪亚:我认为日本军队给予前线司令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种很特殊的东西。这点最重要。其他所有军队的幕府(参谋——译者注)几乎都把约束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前线司令官的权力很有限。参谋总长是下达最终命令的人。但日本军队不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参谋总长一旦下达命令会让对方面子受伤,所以避免这么做,我认为在这问题上日本人可能存在一种和解精神。另外将士的人脉关系也和此有关。担任参谋中的很多人,十四岁开始进入专门为入伍而设的学校,然后进入幕僚大学(陆军大学校)。英美苏等国军事幕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一般出来后是少佐,积累了丰富经验。日本则是大尉,尽管是精英,但缺乏经验,相当于现在的东大生。他们在将校中的比例很小,大约为2~3%。进入幕僚大学是一种跳龙门,那是为今后升职打下基础。所以,他们之间彼此都很熟,不会发生纠纷或者拖后腿的行为。有了问题他们一般都会采取商量的态度——“这个问题麻烦您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么做不行吗?”“还是不要这么做的好”。我认为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并不太好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其力学上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是怎么评论的呢?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队发生判断失误的吗?

迪亚:上级对部下态度过于温和,一些说明在含糊其辞的情况下就被接受,所以会出现给予对方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些上司在缺乏具体性的状态下接受了不严密、不明了的计划。他们不是直截了当批评对方的报告不妥当,要求对方必须给自己一个更为妥当的报告,而是说“你觉得这么做会好吗?”,另一个则会说“当然,我认为很好”,我想他们就是这样彼此交换意见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采取了一些糟糕的行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军队在缅甸发起的行动以及英帕尔战役。这又是当初率领第十五军的牟田口发起的行动。牟田口拒绝向他上级河边汇报自己的行动,而对于这一点河边也拿他没办法。他们就是这样玩着作战游戏,直至出现悲剧。这两人相识于1937年中国战场,44年又碰到一起。这种前线司令官和一般幕僚以同样搭配再聚的情况在日本军队并非少见,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不点名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


强大的陆军

 

——军队外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那些对日本起统领作用的人中,应该有很多理性的人,他们认为不断延续在中国的战事实在是件愚蠢透顶的事。日本陆军为什么能压制这些具有理性思想的人呢?

迪亚:这可能是因为有东条英机这样的人存在吧?他在担任首相的时候,美国人扔给了他一份《赫尔备忘录》。1941年秋,美国国务长官科德尔.赫尔告诉日本,如果日本从中国撤军,双方可以考虑坐下来谈判。对于这一点,东条的回答是“我们不能从中国撤军,因为从中国撤军,我们无法告慰战死者亡灵”,并且选择了对美作战。正是陆军极力主张的这一点,得到民众的响应。民众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当时民众对失去自己的儿子也希望讨要一个说法。日本民众该如何忍受这样的牺牲?那时他们的陆军还相信能通过战争打败中国。

陆军尽管商量着让军队撤退的事,但他们还是占据了北京地区。然后在1940年,他们移到了北印度支那。在第二年又移到南印度支那。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旨在切断联合国与中国间的通讯线,他们认为无法从中国内部击溃它,就从外部来击溃。日本为此采取海上封锁手段,同时缩小地面军事作战规模。40和41年,地面军事作战被大量削减,很少再有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和多师团作战。尽管如此,对其他地区的作战呈明显扩大化。他们不断实施占领并严守自己的领地。也就是拉开所谓的点线布局。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不打算撤退,想继续留在中国。所以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民间政治家和外交官来说,最为担忧的事情是如何管理这样一支陆军,因为这关系到天皇自身问题。

1941年10月之所以点名让东条担任首相,是因为天皇自己以及内大臣木户幸一都相信能管理好这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只有东条。当时的日本陆军就是如此强势。

 

什么是军队组织所需要的

 

——您觉得像这样的战略性错误,在近代史中有过吗?

迪亚:战争这种东西,与当初发动相比,摆脱起来总会更加困难。越战中的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派遣军队很容易,而想结束战争的时候却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做。伊拉克战争也很类似。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日本特有的问题。

 

——从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军行动中,您认为我们能学到什么?

迪亚:首先,我认为给前线指挥官的权力不可是无限的,态度必须坚决。前线必须受中央管理,而军队必须由一个专门地方来统一管理。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军队承担责任。不管这个人是军事独裁者还是大总统,都可以,都没关系。如果天皇合适,天皇也可以。但是这人必须成为责任人。而当时的日本,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情况才会不断发生变化。军队的行动是需要有责任人作出决定的,所以,说句可能引起日本人不舒服的话,正是日本当初没人出来承担责任,所以才使得日本军队最终被恶魔缠上。前线指挥官知道,中央谁也不会做出决断,所以他们才会在肇事者被起诉到军事法庭并理应被枪毙的当口,要求中央对其免责。

 其次,中央对部队士兵必须起到统领作用,不能由着他们成为各种场合下肆意妄为的恶势力集团。尽管在日本上层的意识里有这一点——当然,关于这个内容会引发争议,并且也确实引起了争议——尽管如此,把军队作为凶器来使用,是完全不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引发反抗和憎恨,而且这样的反抗和憎恨并非一时性的东西,它会引来世世代代的憎恨和责骂。

还有一点是日本军队自己带来的后果。军队中的士兵按照他们接受的训练进行战斗,这不是一个晚上说变就能变的。为了进行特殊战斗,士兵们按要求的那样去做。几乎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认为军队领导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防卫目的”,它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是最重要的。“如何保护国民”必须成为军队最需要关心的大事。但遗憾的是,它没能成为日本军队最为关心的大事。日本军队从上世纪20年代起最关心的一直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组织”。军队当初犯下的所有罪行被掩盖,并因“最高司令官的权力”、绝对服从的要件等作为理由获得原谅。军队的运作不该是这样的。军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承担责任的人。军队必须有一个目的意识,这个目的意识应该高于那些采取泯灭人性的暴力行为。

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走到尽头的议会政治

日俄战争结束后,从政治参与(选举权)扩大化来看,日本民主进程取得进展,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一项巨大的成果就是实施了普选。然而民主化进程也引发了其他方面的诸多问题。比如,由于实行了普选,有选举权的人增加到接近原先人数的四倍,仅仅这一情况的出现,就使得国家政治必须面对多方利害关系和诸多复杂问题。

伴随着民主化进程,政治过程更加复杂,之前十九世纪式的议会政治已无法充分应对。这一情况并不局限于日本。另外,十九世纪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常引发难以恢复的经济大萧条,它导致失业和贫穷,加剧了社会不安,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也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以往的议会政治也表现出走到尽头的势态。我觉得这是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各国共同的倾向。

所有国家都一边带着这个恼人的问题一边设法拿出自己的招数。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实行了新政,英国则把目标放在打造福利性国家的宏图上。德国采取的是纳粹,意大利是法西斯,他们以这样的形式给出他们的答案。而苏联全国上下搞社会主义也许也是这诸多答案中的一个。这些情况的出现全都是希望通过政治的介入来稳定经济,对财富实行再分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创造平等,他们希望以这些举措把全体国民卷入到政治当中。
 
日本也一样开始了自己的摸索,日本的官员们采取了和德国、意大利相似的经济控制,并以此为轴心来推动改革。陆军少壮将校们的革新运动便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下发起的。我想他们最为关心的可能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法有了很大改变,出现了一种叫做“全面战争”的新作战形态。并且还意识到日本也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可以进行全面战争的国家结构。其中包括当国家处于危机状况下,该结构可有效启动整个国家系统的这一想法,他们希望把它尽快建立起来,而不能只停留在改变军备、兵器、战略和训练这样的水平上
 
改变国家结构离不开民众的支持。所以少壮将校们当初首先想到的方法是,在推动陆军改革的同时,设法通过军队领导的工作来促使政府或国家实现他们自己的要求。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满和平思想的氛围中,民众们并不打算响应军人们的号召。而对于政治家们来说,也有着比准备全面战争更为重大的课题。这样一来,革新派军人对这样的政治状况无法满足,于是便心急地考虑由自己去建立一个能进行全面战争的新系统。


少壮将校们的追求

革新派少壮将校中,有不少人在一战时期作为驻在地武官,现场亲历了这场被称作“全面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有这样一个比喻说”日本曾举全力投入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但是,经历了这次世界大战,才发现日清战争只不过是掰手指比赛,日俄战争只不过是掰胳膊比赛,而世界大战则不同,它的架势宛如相扑力士,它需要手脚相缠迎面而上。如此规模的战役一定和以往战争有着天地之别,不仅需要投入武器弹药,更需要举全国之力投入所有物质,也不仅是要动员士兵,还要动员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力量,它不仅是军队与军队间的战斗,它还让国民成为了战争的主体。这就是全面战争。当时军人认为,尽管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总算打败了俄国,但在今后的战争中,战争会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所以必须事先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日本是否需要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英法意德俄等当时几个先进国家彼此之间展开战争,可是日本周边是否也存在这样强大的假想敌呢?其时的俄国由于国内革命,国力曾一度变得相当衰弱,而中国在当时也未被视为先进国。至于陆军要和美国作战一事,抛开其纸上谈兵一面不说,压根就没被认真想过。
所以,留下一个疑问,就是现实情况中,军人们的危机感到底有多少?军人这一职业原本就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万一出现的情况,比如,要考虑一旦俄国复兴后,再次成为一个曾经拥有一流陆军的国家,那么日本在现有情况下有可能无法与其对抗这样的因素。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当日本面临那种情况时,日本该如何应对,如何来保卫国家和人民。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也触及到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利益。

与这一时期的军人相比,以往的军人基本采取的是不干预政治的态度。但是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生之后的少壮将校们,大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表现出了他们的政治化倾向。为何那时作为中坚力量的少佐、中佐级别的将校们会在政治问题上提出异议?这可能是被我们称作昭和史的日本战前历史中一个很大的谜团。
还有一个谜团是,实现了普选后的日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化已达到了顶点,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去展开对外侵略,开始军国主义化?这也是个很难解释的地方。
后面这个疑问我无法回答,暂时搁在一边。对于前面一个问题的解答,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能说明的理由是,那些少壮将校们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率先构建一个可进行全面战争的体系。前面我们讲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界领导希望通过政界领导来落实全面战争的准备工作,但是,原本可以通过军政之间的合作打造起来的全面战争这一体系,其进展相当缓慢,有时还会出现逆行或倒退的现象。这让少壮将校们变得非常焦躁。他们觉得这是因为军队领导在这件事上向政治家妥协和军人价值的自我贬低,于是他们转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尽快建立起全面战争的体系,为此他们发起了改革运动。其结果使得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生以后的将校们组建起了一夕会这样一个跨部门团体。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被认为关系到国防大事的满洲问题上,至少在短时间里,他们没看到政党内阁在这问题上表现出充分的努力,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也导致将校们将积攒起来的不满情绪以提出强烈意见的方式直指当时的政治。他们还看到,当议会政治走到尽头时,政党内阁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现在回头看这个情况,我认为当时的政党政治家们在安全保障、国防以及全面战争方面也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准备花点时间,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在国际协调范围内,对国家体系进行改革,实现军备扩充。但是,军人们、至少少壮派的军人们,没能理解这些细枝末节,他们没能意识到。
军界领导一如既往地通过向议会权力人物进行妥协来调整双方的认识,他们想“政治家们总是拿自己的党利党略来说话,而我们也必须维护自己组织的利益,所以有必要在讨价还价上花点时间”。我想,这恐怕使得当时作为中坚力量的将校们产生了无法容忍的情绪。
要说军人们是如何看待议会政治的本质,我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两个政党间的私底暗斗和他们的党利党略。他们觉得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都是只考虑各人利益并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展开的。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指望政治家,他们由此改弦易辙,转而通过和优秀的少壮官员们携手等其他方法来推动他们的改革。

军人的精神创伤


日俄战争前的日本社会,遵循的是传统价值观,整个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单纯而明快。然而随着国家目标的实现和近代化的进程,日本失去了求心力。或者说,社会成员之间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纽带的东西。陆军的征兵制使他们从士兵身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少壮将校们苦于如何维护军纪、如何维护作为军事组织的陆军应有的能力,以及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等难题。加上当时人们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分原因是由德国军国主义引发的。另外也有人认为,“大战中日本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应该在一段时间里,不会再有战争了”。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军人是种无意义的存在。出兵西伯利亚的失利使得社会对军人的批判更加激烈。

尽管我不认为这样的批判和后来军人们对政治提出异议、参与政治以及在满洲随意妄为等行动有直接关系,但军人们毕竟受到的批判过于强烈,这对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崇高的他们来说,无论如何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并且我认为当时对军人的批判以及类似于侮辱性质的言行,对军人们来说是种精神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满洲那起引发社会关注的行动,以及类似于政变的行动,这便很容易得到一般军人的认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尽管在行为上表现得非常粗暴,但那是对压抑在自己内心中不满情绪的释放,也是对被自己视为崇高职业存在感的一种体现。我想对于满洲事变后军人们的心态,如果不这么考虑就很难理解。


石原莞尔的个性


满洲事变是因关东军石原莞尔身上强烈的个性引发的事件。我发现不仅满洲事变中的石原莞尔如此,诺门坎事件中的辻政信,他的个性也有相似之处。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人,头脑中描绘了一个过激性的前景,并拽着他的集团准备将这一前景变为现实。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能与此抗衡的另一个前景或者力量,光靠权限约束是无法战胜它的。那种情况恐怕不仅仅局限于关东军,整个日本军队都有这样的类似于顽疾的毛病。


石原和辻个性上都是过激型军人。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属于正确观点,很难反驳,而且激进,给人感觉似乎有种宗教色彩。所以我想,他们的观点一旦被认同,便会形成强大的运动能量。当然,对于这样的“暴走”,如果作为其上级的参谋长或者军队司令阻止的话,应该是能化解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能依靠权力来压制住这一势头,所以我只能认为,当时在石原或辻他们身边应该有相当多的同道者。

 

部下之间一旦达成共识,上司可能就很难阻止得了。如果有可取代它的方案说不定还有希望,如果连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那么是无法阻止得了的。尤其对作为外派军队的关东军来说更加如此。关东军在当时的日本国防中位居最前沿,所以这支部队具有极强的使命感,是一个独特的军事集团或者说军事组织,因此他们有着与这一身份相符的自我观念,使命感也很强。所以我认为,一旦出现一个极力强调这一观念并拿出激进的问题解决案时,周围的人很容易与他形成一致意见。而外派部队的军队司令官或者参谋长,也会因为受到部下的鼓动而采取行动。这样一来,东京的陆军中央就会认为,有这么多人愿意采取这一行动,总归有他们的道理。何况在当时,军队中央不少中间层干部,他们也和外派部队一样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所以他们对关东军采取的过激行动表现出了认同。


永田铁山的误算


当时陆军中有位考虑问题非常具有合理性的人物,他就是永田铁山。他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他认为对于今后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必须平时就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因为这不是仅仅依靠军队就能做到的事,所以有必要事先获得政治家、官吏、实业家的理解和配合,并通过政治家的运作来改变这一体系。但后来永田又认为不能仅仅期待政治家,我想这一改变也许是基于他对我前面提到的政党政治制造的负面形象感到失望的原因。


发生满洲事变的时候,永田铁山是一夕会成员,也是陆军省的军事课长。对于永田来说,满洲事变也许是一个误算。我认为在那个时间点上,陆军中央里应该很少有人会设想通过发动武力去建立满洲国这样一个傀儡国家。当然不能说一个没有。如果说会有谁去考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话,估计只有包括石原在内的几个关东军幕僚,他们对当初自己提出的满蒙领有论已经不抱希望了。从永田角度看,也许有一天不得不动用武力,但是这一天到来的前提应该是国内外对日本的立场和理由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动用武力,日本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居留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护,只有在到达这一阶段后才可动用武力。然而,事情一发生,却很难再阻止得了。我认为当时赞同挑起武力的人大多数也只认为那是维权行动,少有人会考虑到之后会有更加严重的事态。


对于石原来说,满洲事变不单单是维权。他对未来的远大设想是希望通过摧毁作为日本外交思想的华盛顿体制来改变外交政策,再通过制造对外危机,来改变可应对这一危机的国家体系。而满洲事变也确实让他漂亮地取得了成功。


当时那些认为一旦满洲出状况就不得不动用武力的人,他们是不会反对关东军的行动的。而认为那是维权的人当然也持支持态度。上世纪20年代,感觉受到精神创伤的军人一般也会对关东军表示理解或者为他们鼓掌,这些人认为这样一来,国民对军人的存在意义也应该有所体会。当时的媒体也善意地对军人的行动给与了支持。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关东军的行动让阴郁的社会见到了光明。


对荒木贞夫的期待和失望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少壮将校们对之前的上层持有抵抗和不满情绪。因为上层们对于国内打造全面战争框架体系以及制定满蒙政策等问题,拿不出具体而有效的方针,而且办事拖沓。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上层领导自明治以来在人事上一直执行长州派系的任人唯亲制的原因,所以对改革才会抱消极态度。因此,少壮将校们主张“打破长州派系”。具体到行动上,就是他们力荐受到长州派系冷遇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做领导。他们认为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担任军队领导,他们之间的想法就会一致,这对军队改革和满洲问题的解决可能都会带来积极意义,所以对这些人,他们充满了期待。


一夕会把自己的成员不仅布置在军队中央的中坚要职上,还未雨绸缪地打算让那些看上去能和自己意见相一致的高级将校就任上层。他们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拥戴荒木贞夫为陆相,这一势头不断加剧,使得当时的军队上层也认为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我看来,尽管荒木属于指挥系统的军人,在军政方面会比较缺乏经验,但时任首相一职的犬养毅,因苦于关东军的独断专行以及军队中央中存在的以下犯上的倾向,所以可能他也期待荒木能有效地抑制住那些不服从领导的中坚分子。


然而荒木上任后,在陆军中,却形成了以荒木、真崎为代表的皇道派和以永田、东条英机为代表的统制派这两大派系,他们之间发生了惨烈的派系争斗,并且愈演愈烈,而事实上无论荒木、真崎还是永田、东条,这些军人中的精英在当初都曾意见一致、步调一致地反对陆军上层,他们都曾对陆军上层持批评态度。 

 

让人充满期待的荒木陆相,这次却让以永田为核心的中坚层深感失望。荒木并不急于改革陆军,而且还缺乏作为实现陆军们的愿望所必备的政治能力。荒木甚至开始通过自己的人脉来巩固带有派系色彩的人事制度。这些问题均导致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决裂。我认为荒木的行为让那些主张改革的中坚层军人无法忍受。原本希望荒木能录用有利于改革的人才,而结果获得提拔的却是那些仅仅因为遭遇了“长州派系”的冷遇而对“长州派系”持批评态度的人,这些人并不见得有才能。正因为这些原因,荒木或者说对以荒木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导致了永田等人的不满并受到他们的指责。


不承担责任的组织


在荒木担任陆相的时候,真崎参谋次长为了消除满洲事变的影响,于1932年8月决定调离时任关东军干部的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和石原莞尔(作战参谋)。这一调离在他看来也许是旨在防止关东军擅自妄为的一项措施,然而实质上,它却是概念模糊、无法称为降职的一项人事变动。今天,我们都已经很清楚,满洲事变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捏造出来的事件,但在当时大家却没这么认为。当时对于这一事件,政府立场是“关东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项针对发生在满洲排日运动的正当防卫,它并不违反国际法”,“关东军行动的时候,恰巧遭遇了满洲自发的民族自决运动,日本只是给于他们支持罢了”,这是当时人们对满洲事变持有的基本观点。

 

介于当时人们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上层无法对这一事件关键人物进行处罚。因为形势对这一处罚不太有利。即便是撤掉肇事者的现任职位,也仍需从形式上给他们添上某种色彩,让它看上去是在升迁,上层需要以这种方式将他们从原来职位上调离。之所以不能采取惩罚行为,是因为那可能会让公众认为,该惩罚行为是对军队中央作为公权地位的一种否认。再加上当时无论是国民还是议会,他们在事件发生后,瞬间都站在了引发事变一方的立场上。

 

从荒木和真崎他们看来,明摆着关东军的行动是与陆军中央的统一指挥唱反调,所以必须以某种形式对其实行管控。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他们想让容易接受自己控制的人来取代那几个跳出来惹事的家伙,从而让那些家伙退缩回去,因而实行了这一人事上的变动。

 

炸死张作霖事件和满洲事变,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那是整个组织采取的一项行动。也许这一行动是某个人所为,也或许是由某个人牵头所为,但究其结果来看,是整个组织在行动,所以原本应该对整个组织进行问责。想通过只对部分人实行制裁来做了结,那么惩罚的意义就落不到实处,惩罚行为就变得很不彻底。然而,在当时政治情况下,很难表现出惩罚形式。因为如果惩罚的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显然就得追究其罪状。如果把这一罪状定为鼓动关东军,那么言下之意无疑是在说“整个关东军都犯了错”,而对这样一个关东军的行为听之任之的则是陆军中央。如果陆军中央对这样的一个追责做好精神准备的话,他们是可以做到对关东军进行处罚的,然而陆军中央自己也没做好这一思想准备,所以也就无法对关东军进行处罚。

 

原本这就不是一个能通过找替罪羊就可解决的问题。整个组织如果能尽快承担起此次事件的责任,这之后的陆军可能就会走上别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恐怕必须承认“整个组织是有问题的”,而不可以有仅仅是底下人或者一部分人有问题这样的想法。然而遗憾的是陆军的行动却常常是处于这样的想法支配下。

 

无论是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事件还是石原、板垣引发的满洲事变,全都是外派部队采取的高调行动。河本尽管接受了行政处罚,却并未被问罪。而石原、板垣的行动则被奉为“功绩”受到赞誉。当时人们观念中可能结果至上主义占据重要地位,只要结果对日本有利、只要结果对陆军有利、同时也让当事者功名显赫,这就是最成功的。我认为就是这样的结果至上主义引发了之后的“连锁暴走”。

 

原本军人这一职业很容易偏重结果,他们会认为比起程序,结果更重要。因为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必须把取胜这一结果放在第一位。这就很容易导致只要动机和结果好,程序和责任就不会被追究的情况。

 

武藤章的转变


一九三九年,武藤章当上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当我们将其作为一名军官来考量他陆军军人身份的思维模式后,发现武藤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担任关东军参谋的时候,武藤对前来满洲打算阻止内蒙工作的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石原莞尔说“我现在所做的仅仅和您当初做的一样而已”,语气中不乏揶揄。这是作为外派军队的军官所持有的一种说辞。之后,其能力得到赏识,返回陆军中央,成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那时正好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他属于主张对中国施以一击以使中国屈服这一强硬论调的所谓扩大派。尽管这一主张带有强硬色彩,但是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从单纯军事角度看,倒也并非完全有背其军事上的合理性。当然我这里说的合理性是指去除政治化考量并有局限性的合理性。


然而,在武藤去到中国战场,并于1939年担任军务局长后,这一本来受到局限的合理性便有所增加。由于日本和中国间的战争与他所预计的相反,呈现出长期化和持久性,使得日本无法与原来的敌人——苏联进行对抗。另一方面,欧洲不断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样的局势,日本国防无法确保其弹力(应变力)。于是武藤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停止与中国间的战争。

 

他在担任作战课长的时候,只考虑如何才能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如果说他也曾有过政治考虑的话,可能也仅仅只是考虑如何让中国屈服并扩张权益。在战斗无法速战速决时,当时的他头脑里并不存在持久战将会对日本政治和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的思考。与此相对,当他成为军务局长后,为了做好防苏准备以及应对欧洲急剧变化的形势,他开始不得不考虑日本在这方面究竟需要有多少应对能力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将这个预算作为中心议题来考虑。拨拉一下算盘,面对与中国作战所需的庞大军费,此时的他无法再开口要求政府追加资金,只能靠自己去挤。这意味着除了把派到中国的兵力撤回、让军人们退伍、复员别无他法。这样一考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缩小与中国的作战规模,并最终结束战争。从这意义上说,武藤思考问题时的合理成分增加了,他的思维“成长”了。也许通过就职军务局长的职位,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想法是错的。

 

军令和军政


武藤的这一变化,可以从军令部门和军政部门之间立场的不一致来进行理解。从组织关系上看,调派部队属于军令部门的权限,军政部门的责任就是配合调派,做好预算、备好物资。武藤在担任军政部门总头目军务局长职位后,变得——或者说不得不——跳出狭隘的军事合理性进行思维和考量。尽管武藤主张缩小战线、撤退兵力,但只要军令部门(参谋本部)不同意,依旧无法得到落实。


关于这一点,西浦进这位优秀军人对军政与军令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发人深省。根据他的说明,军政方对军令方可提出异议的前提是军令方制订的作战计划无法在预算和兵力上获得保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军政方可提出异议,他们可以说“从条件上看,我国目前不具备这样的作战能力,所以我们认为不可实施这一计划”。但是,如果军令方说“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仗还是必须得打”,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军政方是不能反驳的。


另外还有一种可提出异议的前提是军令方的计划和作战完全有悖于政府的方针。当军令方提出的作战计划与政府在对政治、外交和经济进行考量后推出的方针存在对立和矛盾时,军政方可以反驳并要求改变计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结论,这时可能会出现一个对峙局面,对立双方彼此争论,最终通过某种妥协或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来得出结果。

 

我认为在支那事变时候的兵力撤退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军政方面考虑到将来面临的对苏作战,或者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军队调往南面被纳入计划当中的情况,他们可能认为如果还是这样在中国战场上继续扩大兵力,就无法应对重大的国际变动,因此必须缩小兵力。我想这种考虑是说得过去的。而与此相对的军令方以及外派部队则认为,就算如此,也不能停止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否则支那事变就结束不了。也有人希望能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作战。于是,事情最终毫无进展。

 

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大臣畑俊六,他们就任前都曾在中国大陆有过作战经历,他们对前线情况了如指掌,也非常清楚前线人员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不愿撤退和收兵的心情。所以尽管陆军中央在缩减兵力方面好歹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当外派部队不愿撤退,并提出要求再给点时间打仗时,他们也无法做到断然拒绝。结果,他们接受了前线人员的要求,又临时增加兵力,而这之后又不得不花上更多时间去缩减兵力。结果,通过缩减兵力来了结支那事变的想法终于成了泡影。

 

陆军以军政和军令这二元结构为基础来决定内部运作,这一模式具有某种组织文化的特质。换句话说,这比较适合日常性的意思决定。原本军政、军令两部门并立,一旦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两部门可以通过花点时间慢慢探寻折中方案。但在当时,则是一个非常时期。必须由可超越这两个并立部门的上级来为这个非常时期作出决定,但那个时候他们却仍旧只是不断重复日常性意思决定的那套处理模式。

 

领袖人物不在场引发的负循环


从整体上也许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军队还是整个日本国家,当时都没能出现具有杰出才能的领袖人物,同时,军队和国家也都缺乏战略性。原本政府或者大本营(大本营指的是战争时期直属天皇领导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一机构存续至战败——译者注)在权衡作战问题时必须以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为目标,但是,当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军事上的考虑牵制、挟持并制约着日本的政治和外交。那么,哪些人会具备战略头脑呢?显然,除了领袖别无他人。但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领袖,因而也就无法具备战略性思维。这一负循环,周而复始出现在各种情况中。


当时有不少合理的运作尽管没能体现在整个组织中,但在一些细小部分中表现出来了。一些人将合理性思维运作于细小部分——或者我们称其为“局部”,这样的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武藤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但这充其量只是在一部分范围里,而这,是个大问题。

 

明治时期出现一些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人才,他们运作着日本这个国家。也许那个时期无论军事还是政治都还不复杂,属于一个比较单纯的时代。之后,随着近代化发展,专业性有所加强,军事、行政、外交等领域的官员性组织不断完善,再加上即便是在军事部门中,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于是各部门间的自我主张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利益便产生了。我认为是这一状况推动各部门走向专业化以及造就出优秀的官员。然而,针对这些部门和官员,当时却没有一个领袖级人物能将其凝聚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出现强有力的领袖未必都会带来正面色彩的happy结果,比如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但是,反省起来却比较容易。追究责任根源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国家在考虑什么。我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的悲剧就是无从知晓国家的核心在哪里,当时的国家在想些什么。

 

周边国家看日本,同样也搞不太清楚我们国家的意思决定是出自哪里、它又是如何推进的。在对日本作为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进行理解时,总是将其最突出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往往是最糟糕的部分——进行拼接,然后形成一个故事。比如由河本引发的炸死张作霖行动、由石原和板垣引发柳条湖事件并导致满洲事件扩大化的工作、还有满洲事变之后,外派驻军展开的华北分离工作和内蒙工作,等等等等,请将这一系列行动全都视作是基于其本国指示而采取的,那么,日本确凿无疑具有侵略计划这样一个故事也就形成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难道不是确确实实采取了一系列令人心生误解(我斗胆说一句“误解”)的、不可理喻的行动吗?

 

 应该从日本陆军那里学什么


我专心致力于学习历史,而对于“从历史中学习”,也就是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样的事,我想还是让别人去做。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应该从日本陆军那里学习点什么的话,我的看法是首先应该放弃内向性思维,不要只关注自己组织的情况会如何、自己组织是否能搪塞过去,而应该尽量着眼周围的世界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其次大概就是如何培养出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我认为无论是各类组织还是整个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培养有大局观又有战略头脑的领袖。毕竟领袖和战略头脑都不可能出自偶然。


为何未能阻止日中战争的爆发  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 加藤阳子

 

1,为何要学习战争史

 

演讲会结束后,在答疑解难时间段,我常被人问到“为什么你会把集中了战争话题的日本近现代史作为你的研究领域?“问话的人若是年长的男性,他们真正想问的可能是”你一个女人/女人家家的,为什么会把有关战争话题的日本近现代史作为研究领域?“

 

而我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简单到无聊,我的答案是两点:第一,历史这一学问或研究领域,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由战争史开始。被罗马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30年左右)写了一套名为《历史》的书,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松平千秋译,岩波文库于1971年~1972年出版)。这套书尽管以“历史”命名,但它所讲述的却是有关希腊城邦与阿赫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之间发生的那场波斯战争。

 

希罗多德在叙述这场战争的时候,仔细地记录下刻在将士墓碑上的墓志铭以及作为希腊同盟军参加战役的斯巴达将军向雅典将军发起的演讲辞。比如:诸位雅典人,当我们孤注一掷面对守卫希腊自由还是屈从于敌人这一战役之际,(中间省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中间省略)尽我们所能去战斗。(下卷,276页)

 

希罗多德的叙述之所以堪称学问,是因为在他留下的记录中不仅对希腊一方的战争观点进行了调查,同时还调查了波斯帝国一方的观点。而且这套书籍的一大特点是,将目光落在那些鼓励同胞和友邦投入到战争中去的“演说”上,通过这些“演说”来反映战争双方各自所坚持的正义观以及发生在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冲撞。继希罗多德的《历史》之后,还有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95年),他的《战史》也分上中下三卷(久保正彰译,岩波文库1966~1967年出版)。这场名为伯罗奔尼撒战役(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是由斯巴达率领伯罗奔尼撒联盟发起的旨在针对雅典的战争。战争爆发之际,修昔底德便预感到这场战乱将发展成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重大事件,并迅速开始了他的记录。

 

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他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对大海拥有控制权并建立起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为何却无法制服希腊?”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层原因是由于雅典通过波斯战役,势力迅速增强,这引起了伯罗奔尼撒各同盟国的警惕,因此他们想通过战争事先压住它的势头。作为一个雅典人,修昔底德被自己的“疑问”促使着记录并叙述了这场大规模战争。可见,历史无法回答人们的疑问,历史给人们带来的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疑问”。

 

《战史》这套书里也引用了大量将军和政治家的演说。大约在开战前一年,公元前432年7月,在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会上,可以看到下面演说词中斯巴达人对雅典表现出来的嫉妒、疑惑和恐惧,我想这些情绪可以超越时代,出现在任何一个战争的前夜。科林斯代表说“‘我们被打败’这一即便是听到也会犯忌的假定,一旦变成现实,我们就会无情地沦落为奴隶,对于这点必须事先做好精神准备。(中间省略)我们会被认为因为我们的怯懦而只得忍受劣于父辈这一污名。我们父辈给希腊以自由,而我们却连这个自由也无法守住,(中间省略)一个城邦坐视独裁者君临列国。”(上卷,164~165页)

 

这里所说的独裁者指的是雅典。斯巴达一方就是以这一方式煽动伯罗奔尼撒各同盟国。由此看来,译者久保正彰在前言中所说的下面这句话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他说“所谓历史真相并非只可由具体行动来构成,而应该是通过语言反映出来的知性思维——再加上具体行动——这两方面来进行捕捉”。《战史》这套书告诉我们,活在后世的人在对国家之间曾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战争进行分析时,除了要掌握什么时候、是谁、在哪里等5w1h(5W+1H:是对选定的项目、工序或操作,都要从原因【何因Why】、对象【何事What】、地点【何地Where】、时间【何时When】、人员【何人Who】、方法【何法How】等六个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思考——译者摘自百度)涉及到的事实外,还需要做一项别的工作,而这别的工作只存在于历史学中,它是一门语言分析的学问,分析语言中体现出来的知性思维,这些知性思维关系到国家间的生死存亡。

 

接下来讲第二点,为什么我把集中了战争话题的日本近代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问题和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岛国日本,以其令人费解的形状,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影响往往给日本带来惊人的冲击力。据说平将门就是把他认为有必要通过武力建立新国家这个理由,归结于东北亚契丹国对渤海的征伐。(刚野善彦《何为“日本” 日本史 00》讲谈社出版于2000年)

 

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1911年中国清朝爆发了辛亥革命,于是在日本国内,桂太郎认为有必要在政友会之外再建立一个政党组织,并应该重建与中国间的外交,之后他便着手组建新政党组织立宪同志会。因此,在考虑日本史的时候,要留意到日本国内发生内乱和政变,事实上和周边的国际关系是有关联的,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和辻哲郎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把这层意思说得更简单明瞭——“国防对国家之必要性意味着战争对国家之不可避免。可以说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并在战争中发展。事实上,从古至今未曾出现过不经历战争的国家。”(熊野纯彦《和辻哲郎》岩波新书,2009年出版)

2,日本和俄国,一对奇妙的关系


这次的日本NHK特别节目组推出了有关日本人为何走向战争问题的思考。对于日中战争扩大至对美战争的整个过程,通过当时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间存在的矛盾,或者通过对当时军队组织的分析,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一些新史料也得以被挖掘出来,这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日本和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时,我感觉必须把俄国/苏联的存在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作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关联起来。所以,这次我想把目光聚焦在日本和俄国的关系上进行讨论,作为对该节目的一个补充视角。


从日本角度回眸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日俄间的关系时,不得不让人感觉到某种讽刺。从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议到1916年第四次日俄协议,日俄两国在就向中国坚持远东势力范围的主张上互相配合,在其他方面,比如对当时在经济力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英美法等列强要求开放满蒙问题上,双方也彼此配合,共同抵制。然而,这一稳定关系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而终结。这之后一系列历史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日本加入了英美法针对俄国革命的战争干涉(出兵西伯利亚),并以1931年满洲事变为契机建起了满洲国。日本傀儡国满洲国的存在,意味着日本将很大一块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接到了手里。对于这一点,苏联在192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开始把计划重点之一放在远东军备的扩张和为该扩张而开辟重工业地区以及铺设铁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这样日本和苏联向着未来必将迈入的战争,双方都拼命扩充军备,令人意外的是,直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为止,居然双方之间没有引发全面战争。为了防止苏联入侵,日本预想发生在正东面(满洲正东面——译者注)的战事而构建的牢固的要塞群(东宁、虎头),直到1945年8月为止,竟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在考虑以上日苏间“奇妙关系”的时候,下面引用的E.H.卡尔的话值得参考。他说决定英美法等欧美诸国对苏认识上发生变化的并不是苏联自身问题,而应该说是西方国家对苏态度和政策上的变化。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英国、法国、继而美国,反苏情绪日益高涨,而当时的苏联,国内经济复兴取得成功,政治上也比较稳定。与此相反,30年代中期,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建立起了独裁统治,并在红军内部展开大肃反运动,尽管如此,英美法对苏联却采取更多的支持和赞美。

 

相对于英美法等国对苏联评价中出现与现实之间奇妙差异的情况,中国和日本对苏联内部情况的认识却是比较真实的,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少有的两个国家——1,中国,1923年孙文选择了联俄联共政策,同年蒋介石赴苏联视察;2,日本,1925年在币原喜重郎外相主导下,签订了对苏基本条约。专门研究德国远东外交的田岛信雄分析其理由指出,当时在日中两国内部都存在一股希望中苏德日作为联合体共同对抗华盛顿体系的政治势力。

3,对苏开战论的亡灵


在这里我要讲的并不是1941年7月关东军以特种演习为名义,向满洲集中派遣70万兵力的情况,因为从标题人们很可能往这方面联想。我要讲的是有关1937年秋到第二年春天,日本政界包括近卫文麿首相、木户幸一文相、西园寺公望元老的秘书原田熊雄等内阁和宫中大人物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他们怀疑军部是否要准备对苏开战。1937年秋,那场于7月爆发的日中战争,从8月份上海战开始演变成了日中间的全面战争。而此时的参谋本部急于和蒋介石进行和平交涉,争取早日结束与中国间的战争,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在那些大人物看来,军部无非是想对苏联展开新一轮交战。解开这个疑惑的意义在于,这一时期和陶德曼调停时期正好重合,陶德曼调停是从1937年11月开始到第二年1938年1月16日终止的,我认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尤其是近卫首相对参谋本部有着怎样的认识这点很重要。参谋本部是当时对陶德曼调停最抱有期待的政治主体。

 

在近卫文麿相关文书中,有一篇题目叫《有关和谈问题的信念》。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卫面见多田骏参谋次长前后写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对于军部如此急于讲和,作为政府一方不得不推测其中是否可能另有隐情“。近卫对陆军方面的”隐情“很是牵挂。木户也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时候,对原田说”参谋本部在这件事上如此热心着实有点奇怪“,近卫首相也认为“屡战屡胜”的国家日本却急于和蒋介石讲和,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所以,木户和近卫在内阁会议等场合,坚决主张尽早中止对中交涉。

 

通过家近亮子的论述,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938年1月12日时候,还曾认真考虑过对日讲和一事,但是到了同月16日,由于日本政府声明“以后不再理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才第一次坚定了他“不妥协”的态度。可以说蒋介石一方曾经对与日本和谈抱过希望。根据参谋本部史料记载,参谋本部当时准备了(1)将11项讲和条件写入文书中,交给德国大使,并要求24小时内给予回答的方案;(2)将中止交涉声明延期到1月23日的方案,以及其它更多交涉方案,但由于被批评说,如果继续主张交涉将被视作倒阁行为,所以参谋本部最终接受了近卫内阁的方针。历史表明参谋本部继续坚持交涉是正确的。对于这个日本和中国最有可能进入和平交涉的调停工作,内阁方面比军部态度更为强硬,主张尽早中止和谈,而其背后的理由就是内阁害怕对苏开战。对于这层意思,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认真考量。



4,荒木贞夫这一人物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近卫和木户会怀疑参谋本部正在策划对苏开战呢?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关键人物皇道派荒木贞夫这一人物的存在。这一时期,荒木担任近卫内阁的内阁参议(从1938年开始他担任文相)。荒木在1938年1月12日去参谋本部的时候,质问多田参谋次长“军部之所以软弱,莫非是因为军备不足?或者是要考虑对苏采取积极行动?”这段时间里,近卫自称为了化解陆军间的派系对立,由原先在对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由统制派参与的事件)问题上持平衡观点的立场转为了向天皇求情、要求赦免二.二六事件相关人员(由皇道派参与的事件)的立场,为此,他和皇道派的荒木有着极为秘密的联系。

 

考虑到荒木对近卫的影响力,人们开始关注荒木在对陆军是否打算采取“对苏行动”问题上所做的判断。在荒木1937年7月14日日记中,记载着一个需要注意的信息,这是小畑敏四郎(1936年的调动中,他担任了预备役一职)的一段话“此次事变,似乎有点可疑。我认为苏军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兵(根据干岔子事件获取的密电做出的判断),该事变是由于前段日子外派部队与中央之间就处置北支问题的意见而引发的”。在荒木1937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疑问。他在对日本备战日中战争的动员情况进行观察后,写道“这次征兵招的是后备未成年人和第一乙未教育兵(征兵时,根据服兵役者自身情况,从甲到丁分若干级别,这里的‘第一乙未教育兵’指的是符合乙项条件而未经过一期三个月培训的士兵——译者注),其用意究竟是什么?”将先前有关小畑的信息与荒木的观察两者结合起来看,荒木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常驻满洲国并拥有精良装备和优秀兵员的一线部队按兵不动,却准备将装备简陋、兵员素质低下的特设师团由内地派往中国,这不明摆着参谋本部正在组织一场“积极针对苏联的行动”吗?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关注日本的对苏开战。当然,其动机与荒木、近卫以及木户正相反,他期待着日苏间开战。在1937年12月2号的蒋介石日记中,他写道,自己之所以选择“联苏”,是“为了威胁倭寇”(http://wenku.baidu.com/view/e6b6241efc4ffe473368abda.html——译者链接),如果日本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么对中国是有利的。这里所谓的“心理准备”,指的只能是日本毅然决然对苏开战的心理准备。对于这一点,通过黄自近详细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1)除了持有“安内攘外”的观点外,还持有让“日苏先战”的战略思想;(2)1935年和1936年3月这两个时间段,让蒋介石感觉到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高。(http://www.docin.com/p-951469709.html——译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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